关于汉語构詞法

在解放前,汉語受着瑞典的高本汉、法国的馬伯乐以及其他許多西方资产阶級語言学者的歪曲、誣蔑(同时又有国內买办阶級的知識分子給他們做应声虫),不是說現代汉語是“原始語言”、“單音节語”,就是說它沒有“形态变化”和“詞类区分”,甚至說是根本没有語法,由于这些惡意歪曲、誣蔑的影响,我們的語法学家和語文研究者們就多     

复杂的谓语

一什么是复杂的謂語 汉語的句子,在动詞謂語句里,謂語部分可以連用两个中心詞。在这两个中心詞里,后边的一个常常是动詞,有时是形容詞或名詞。这样,謂語的結構就复杂了。我們把这种复杂了的謂語結構叫做“复杂的謂語”。复杂的謂語是汉語句子結構形式的特色之一。从結構上看,复杂謂語具有四个特点:1.謂語部分里連用两个成分,后边的一个常常是动詞,有时是形容詞或名詞;2.連用的两个成分的次序是固定的,不能互调;3.連用的成分中間沒有語音停頓,書面上沒有标点;4.連用的成分中間沒有关联詞語。从意义关系上看,連用的成分之間,有說明和被說明的意义关系。現在請看下面三組例句:     

讀“现代汉语词汇”

在我国整个語言学領域里,現代汉語詞匯著述較之語法、語音显得貧乏。在孙常敍先生的“汉語詞匯”、“汉語知識講話”有关汉語詞匯部分如“普通話詞匯”(张世祿著),“普通話詞义”(何靄人著)等,以及崔复爰先生的“現代汉語詞义講話”相繼出版之     

杜甫研究(下卷)引言

杜甫研究下卷——作品选注部分——現在算告一結束。由于工作关系,較原定計划,已是推迟半年以上了。这里,我一共选注了二百六十六首杜詩,在注解上,并沒有怎样嚴格的体例,但也有几点想說明一下: 第一,一部杜詩,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詩史”,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年譜。浦起龍說:“古人遺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顯迹,二也;語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突。”又說:“少陵为詩,不啻少陵自为年譜,”这些話都     

关于汉語复音詞构詞形式二三例的試解

近年以来,談論汉語詞法的文章和著作逐漸多起来了,对于汉語構詞形式的特点有了不少的发現和說明,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几年前,我也曾在这方面注意到某些問題,現在把它写出来,向語言学界的同志們請教。一汉語复性融合式或組合式的构詞形式发展为要說明汉語复昔詞的复性構詞形式的变化和发展,以我們通常所习知的“丁当”这个詞儿作例,不难知道,“丁当”在詞形結構上有好些不同的表     

“兴、观、群、怨”解

《論語·阳貨》篇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 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用了四个字,就点明了詩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之說,构成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孔子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开山祖师。在此之前,对詩歌的性貭与功用,只有一些极初步的认識,如“詩言志”和“刺”、“究”、“告”、“訊”、“(谂)”、“諫”、“頌”等“美刺”观念的萌芽;沒有专門的研究,也沒有研究的专門家。孔子的文艺思想,特別是他的“兴、观、群、怨”之說,可与欧洲文艺理論的創建者柏拉图和亚里     

“三吏”“三别”散绎

一为了容或有助于初学古典文学的青年,近年来我在尝試着用現代語言迻譯杜甫的詩歌。歌德在提到薇蘭等用散文翻譯莎士比亞的戏剧时,曾經說过:“……以散文譯出,无論何人也易讀易明,所以流布很快,收效很大。我对于韻和节奏都認为有重要的价值,詩之所以成为詩,就靠着它們;但是,詩作中本来根本地深切影响我們的,实际上陶冶化育我們之物却是譯成散文之后而尚儼然殘存的地方。卽是,这时剩下的是純粹的完全的实質,因为有詩形那种絢爛的外飾,沒有它时也使我們觉得有,有它时詩形却把它的存在遮盖了。因此,我以为对于青年初期的教养,散文譯比韻文譯較为有效。……”(思慕譯:歌德自傳)我信从了他的話,另一面     

中國文學史稿(三)

四封建初期的詩歌(續) 5.從詩經到楚辭 詩經的時代到春秋為止,戰国便是屬於楚辭的時代了。詩经各篇的作者難以查考,现在能知道的除許穆夫人外,只有公元前九世紀的尹吉甫(崧高和烝民的作者),前八世紀的寺人孟子(巷伯的作者)與家父(節南山的作者),前七世紀的奚斯(閟宮的作者),但是他們的面貌都不很清晰。到戰國時,却出現了空前的大詩人屈原。詩經裹邊沒有包括樂章以外的作品,也沒有包括孔子死後的作品。但是詩經以外,詩經以後,流傳至今的詩歌也不在少數。見於青銅器和石刻的如虢季子白盤銘、石鼓文等。見於古籍的如左傅所載宋城者謳(宣公二年)及南蒯歌(昭公十二年),國語所載暇豫歌(晉語八),戰國策所載彈鋏歌(齊策四)及易水歌(燕策三)等。這些作品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初期的社會生活的某些面貌。其中有一部分詩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爲它們可以說明從詩經到楚辭的過渡,可以說明楚國文學的起源。我們在上邊曾講過,由於經济的發     

曹操“短歌行”试解

最近在文学遺產上看到刘射先生評“乐府古詩”的文字,其中提到徐澄宇先生解釋短歌行一篇,說是曹操思念刘备之作。刘射先生認为这样解釋,沒有歷史根据,不合乎詩意。随后徐先生的反駁說:“从前人对这詩有多少推断和理証,我是有点根据的”。徐先生所根据的究竟是怎样的推断和理証,未敢悬揣。玆就我平时对此詩的理解,写了这篇試解,確当与否,自不敢必,愿意提供大家討論的参考。短歌行一篇,在我看來,是曹操詩歌里一篇最有代表性的“言志”之作。全詩的思想情感,是表現了他对于統一事業不能完成而生的憂郁,和虽未完成統一,并不灰心,仍要積極進取的豪迈心情。詩的主要思想,还在積極進取一面。这样說,是根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關於什麼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優良傳統問题,我想從四方面來說。一 從精神實質上說 遠從未有文字記載的時代起,詩歌這一藝術形式,早就為世界上廣大勞動人民所愛好,口耳相傳,用來反映現實,發抒情感,而達到對生活的鼓舞(興)、反映(觀)、團結(羣)和控訴(怨)的作用了。單就中國詩歌發展史來說,假如從詩經的最早篇什豳風東山、鸱(号鸟)等詩算起(作於公元前一一一二年),也已有     

真理愈辩愈明

百家爭鳴的方針宣布以后,科学研究工作,呈現了活躍的姿态。在自然科学方面,例如生物学家展开了摩尔根——魏斯曼派和米丘林派学說的論战,参与討論者都抱着坚持真理的态度,就使这次討論的双方都得了啟發。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若干学術問題的論爭,例如:中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組織了关于“当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的爭論,在学習“八大”文件中,“解放日报”和“長江日报”展开关于“我國國內当前主要矛盾”問題的爭論,除此而外,在經济、歷史、語言、文学、教育各个方面都有若干問題的爭論和批評。应当說,百家爭鳴的主流是在正常的發展着,如果能够健康的發展下去,对于提高学術研究將有难以估計的巨大成就。     

王度考〔上〕

一“王度即王凝”問題的發生不少研究唐代小說的同志,都把“古鏡記”的作者王度,認为就是“新唐書”“王繽傳”中所提及的那个王凝(即王績之兄)。这种說法的产生,不是沒有原因的。原来王度是隋末唐初之际的人,他是一个由六朝志怪小說过渡到唐代傳奇小說的起着桥梁作用的小說家。可是他的名字,不仅在“隋     

略谈语言特点与民族特征——向王力教授质疑

去年十月,王力教授在“中国語文”上发表了“語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一文,我詳細地讀过了,的确如他所說:关于“具体語言的語法是否由于民族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表現出它的特点”的問題,“在中国語法学界中,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的”。例如:远在1898年出版的划时代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就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而建立我們汉語的語法“大綱”的;其后出版的某些时賢的語法著作,也是以希臘、拉丁語法的体系,作为研究汉語語法的范例;至于象帝国主义的走卒胡适,公然无耻地“規劝那些高談‘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我們就更用不着去談它了。然而,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从前,我們对于必須根据汉語語法特点来建立汉語語法体系这一点,注意是很不够的。另外,不同时代的語法是否有所不同呢?各个人的看法也很不一致。     

从语言的本质上来谈汉语教学

本文想从語言的本質上来談汉語教学中的一些实际問題。本文举出关于汉語教学的一些事实,多数是根据过去一年間上海市几个中等学校里好几位教师关于汉語教学的总結;近来汉語教学的工作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們在这方面也一定有很多新的收获,可是过去这些教学总結里所提出的問題和談到的經驗,还是有不少值得注意和参考的。汉語是我国的一种主要語言,也是世界上使用的人口最多的一种語言,它又是世界上历史最長久、內容最丰富、又最富有表現力的語言之一。我們进行汉語的教学,同时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因     

古四声臆说

一说语言音韻上之声调与永明以来诗赋文章上之四声异趣不能併为一谈乐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然则音者,比合众声,生变成方,因轻重高下之文,以矢意发情者也。情意万殊,则轻重高下之文随之而异。五音二变不足以尽之;六律六吕不足以尽之;七宫八十四调亦不足以尽之也。先民举其大体,等而类之,命曰宫商角徵羽。虑其未备,又曰清濁为异,大细为异,疾徐为异,长短缓急为异。盖皆     

论语言中的词

引言 語言中的詞,無論关于詞的定义;关于詞在語言体系中的基本属性;关于詞在語言結構中的地位、范圍、职能以及关于詞的內容与形式問題等等,在普通語言学中,都是值得討論和研究的。 詞是什么?中國語法学家以往會經从不同的角度給詞下过定义。例如: 詞是“說話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語詞’”。(甲)詞是“語言的最小意义單位”。(乙)詞是“語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單位”,因为“我們听人說話,耳朵接触一連串声音,同时腦子里接受     

黄遵憲詩歌中的民歌風格

晚清詩歌革新派代表詩人黄遵憲的詩歌创作活动,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尽管这个革新活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沒有徹底地把旧体詩加以改革,但它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候新体詩的提倡來说,是有它一定的影响的,單从这一点來看,我們就应該肯定他对中國詩歌的貢献。黄遵憲詩歌革新的中心思想是“我手寫我口”。这个口号虽然是他在二十一岁还很年輕的时候提出來的,但却是他很成熟的意見,因为他以后三十多年的詩歌創作活动都是忠于他的这个主張,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实践來貫徹这个主張的。这只要我们認真     

論否定之否定(上)

一、否定之否定法則的实質 唯物辯証法的法則反映物質运动發展的基本規律,其内容除了說明發展是对立面的斗爭和量变到質变的轉化以外,还有發展是否定之否定这一重要的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指出,否定之否定法則,乃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維發展的非常一般的,因之非常廣泛地生效的、重要的法則。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資本主义的產生和消滅作了輝煌的科学论証,曾明確指出,这是否定之否定法則在起着作用。唯物辯証法的否定之否定法則,正象列宁在“卡尔·馬克思”里說的,給我們一内容丰富的發展观,發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行進”,事物在前進中“好象是重复着已往的階段,但却是     

魯迅的抒情語言

(一) 魯迅語言的風格,有人說是朴素的,也有說生动的;犀利当然是一个特点,更多的人曾經提到它。这些那很对,但总不免偏而不全。問題的关鍵在于:語言是随同思想感情的內容而变化的;不同的內容要求不同的語言風格。如果我們承認,一个天才画家使用在漫画上的筆触,不能同样使用在油画上,那么,一个文学語言大师也一样:他必須按照内容的特点,賦予語言風格以相适应的变化。古人常論“文气”;“气”的涵义很复雜,一种解釋就是語言的風格。①罗汝怀曾經提出:“文家論气当兼論体,体殊而气亦殊”。②这是很正確的:文体不同,意味着它所反映的內容性質有了差别,因而語言風格——所謂“气”——也該有差     

談談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的“兩条路綫論者”

讀了“‘山大’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会發言稿”中張維華先生的發言稿后,我觉得他的發言很有道理,对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他既不同意西周派又不同意战國派和魏晉派,而提出了一个新的論点,指出了从战國之初到三國魏晉时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由奴隸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这一个过渡时期中有着兩条紅綫貫串着。一条是封建制以產生、發展的形态出现,一条是奴隸制以上升到衰落的形态出現。照張先生的論点,封建制的逐步形成是开始于战国之初,好象和战國派說法相同,其实并不,因为: “他們否認了或说是忽視了战國、秦及西汉前期奴隸制还在向前發展的那种征象。”不同意魏晉时代开始封建社会,其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