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中国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老年人就业或再就业问题是影响老年人生活以及老龄工作的重要方面。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制定有关老年人就业政策时我们应当对这些因素加以考虑。对中国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研究,首先通过交叉表描述老年人就业意愿的基本特征,然后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检验各个因素的显著性。通过Logistic回归检验,发现在影响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的诸因素中,年龄的高低、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的好坏等自身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受教育水平对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农民工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9年广东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logit统计模型,在广东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改革背景下,分析上层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入户意愿是农民工个体权利的合理化表达,其背后隐藏的是经济诉求、生活保障、权益表达等劳动力再生产的综合需求。是否拥有责任田、在本城市工作年限、是否有亲戚在工作地、对城市的归属感和生活的安定感是影响上层农民工入户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年限、收入和工作级别等因素对他们入户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将影响因变量"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因素分为三大类共9个变量,通过交叉分析和统计检验,筛选出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5个变量进入Logistic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是否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农村的学校教育状况对农民的后续职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累积效应。性别差异表明,女性虽有较强的培训意愿,但受制于其他因素,仍比男性更难做出参加培训的决策。婚姻状况对因变量影响显著,表明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决策更多地基于家庭的考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型对因变量亦有显著影响。     

回流意愿、迁移成本与农民工汇款——一个区间回归模型分析

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结果表明：迁移目标是农民工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要明显高于没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工资、当地工作时间和当地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因素,工资越高,当地工作时间越久,农民工汇款量越高,但随着当地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工汇款量受到较大的削弱;社会保险尚未成为农民工汇款决策的考虑因素,外出务工距离对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行为有一定影响。     

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的现状下 ,调查发现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 ,反映出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 ,但定居性迁移决策更多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本文依据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调查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工伤状况及其参保意愿调查

文章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工伤状况,构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意愿的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性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和工作性质等4个因素与工伤事故的发生有显著的相关性;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了解程度、教育水平、行业类别和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不同模型中有较大差异.     

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苏、鲁、皖的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山东和安徽省30个县的调查数据,描述了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意愿分布,分析了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农业收入及农民生活的影响程度、性别、气候变化的了解和关注程度、国内外气候变化行动了解程度、国际节能减排期待、国内政府实施和促进农业清洁生产的期待对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意愿有显著影响。建议政府因势利导,帮助农村人口适应气候变化,促进农业生产。     

农村青年外出就业决策模型——基于云南省楚雄市三个村寨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云南农村青年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青年外出就业的决策因素.本文认为青年是否拥有非农专业技能特长和是否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水平的教育是对农村青年外出就业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变量.通过加大对农村青年进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教育、培训可能是帮助其实现外出就业,乃至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有效途径.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的流动儿童生存环境与就学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湘潭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出发,对其生存环境与就学率及学校取向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其一,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体制是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难的根源,有必要建立与人口流动性相配套的财政投入机制来解决教育经费的区域划拨矛盾;其二,农民工流动性过强、公立学校借读费过高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了流动儿童失辍学率居高不下,政府应当逐步弱化按教育成本投入确定的入学收费制度,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质,为孩子创造相对稳定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三,民办学校办学资格的缺失及城乡歧视形成的心理负荷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质量低下,政府应当渐近性地完成民办学校合法化整改工作,在城市主导价值观念下加速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过程。     

此心安处是吾乡--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研究

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客观社会环境和主观意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数据,使用线性回归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方法,分析当前制度区隔与结构排斥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地区差异,文章发现,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较为复杂,呈现认同意愿“内部有别”与认同结果“人地一致”的特点,即“居留意愿”较低的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入籍意愿”较高,“融入于地”状况较好的城市中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同样较高。从区域分割视角来看,除“入籍意愿”较高外,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不容乐观。同时,受流动跨越行政距离的影响,省内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内部优势”,其身份认同状况优于跨省而来的流动人口。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difference in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Based on population statistics from China's 2nd and 3rd national censuses, China's unusually high male/female birth rates are examined. It appears that the lower male/female birth rates are generally found in China's minority-populated autonomous regions.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Tibet) has the nation's lowest male/female birth ratio of 101.3; the highest ratio, 112.5, is in Anhui province;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1981 was 108.47. Although ge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 may be attributed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it is maintained that the high male/female birth rate is universal throughout China.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latively high male/female birth rate in China's urban areas in 1981 (109.9), and the lower rate in the rural areas (107.6) is challenged by the author, who suggests that China's urban statistics are unquestionably more reliable than the rural statistic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factor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raising male offspring, China's traditionally male-dominated family system, and the desire for male farm workers is strongest in China's rural sector. The current male/female birth rate is not a recent trend; prior to 1949, the male/female birth rate ranged from 110 to 115.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正逐渐成为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具有较为不同的客观经济社会属性和主观认知特征,而其生活满意度又将影响其未来的市民化决策。本文基于2012年江苏省外出青年农村流动人口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内部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年龄差异。对于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子,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客观属性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主观认知的不同则更多体现了时代背景的变化。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公平性研究--基于对甘肃省326户农民家庭调研数据的分析

公平公正地选择低保户是实现政府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目标的基础。本文采用对甘肃省326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通过构建低保户识别的二元Logistic模型和低保政策公平性评价的有序多值Logistic模型,判断和分析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低保户初步评估中村委会工作缺乏准确性、公正性,民众参与程度不高,农户对低保政策了解程度偏低,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人情保”、“关系保”现象。说明基层相关工作与政策规定有所偏离,应加大力度规范政策落实的基层工作,使其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强化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