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研究

从动态视角考察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对于消除长期贫困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分析了不同出生年代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以绝对贫困为标准,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在60后、70后、80后人群间大为改善,但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恶化趋势,且在区域分布上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运用中间变量法和Altham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不平等和职业固化均随时代演进而增强,对贫困代际传递变迁具有较强解释力。     

光固化快速模具材料特性与注塑工艺研究进展

贫困代际传递是阻碍彻底脱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心理贫困侧重从个体微观视角探讨贫 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模式,主要有个体心理健康与贫困的双向影响模式、认知资源损耗引发 的非理性行为决策导致的贫困、内生动力缺乏造成的贫困以及风险累积效应所产生的贫困。基于不同 的影响机制,提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应干预措施,其中提升个体内生动力是关键,外在帮扶措施 是必要条件,只有整合多重因素形成合力,才能使个人或家庭跳出贫困陷阱,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缓解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体系

随着中国贫困治理的深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到理论研究和贫困治理决策者的视野中,其中贫困家庭代际传递被认为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为了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也为了推进我国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转型,需要建立综合的政策体系。本文基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视角的讨论,重新对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进行了目标定位,从而提出要推动目前单一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成综合的生活支持制度,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家庭分类救助(五类补助金制度)+贫困家庭救助服务"的政策体系。     

城市贫困阶层的固定化与对策研究——基于河南城市贫困人口的调查

文章认为,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城市贫困阶层的固定化,而城市贫困的固定化表现为贫困的代内滞留和代际传递。基于郑州市贫困人口的抽样调查,文章分析了城市贫困的代内滞留和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进而提出了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以及重点长期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的力作——评《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一书

中南民族大学陈全功教授、程蹊副教授的新作《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以"长期贫困"和"发展型减贫政策"两大概念为主题,以武陵山区、滇黔桂山区、海南五指山等地区的农户为对象,调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问题,值得品读。该著作提出,我国少数民族山区的贫困属于长期贫困,其特征有三个:一是代际传递,父母一代将贫困状态和致贫因素传递到子女一代,导致多代贫困现象;二是相当     

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及实现路径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一些农村地区因教育落后而出现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依然存在。根据现阶段国情,以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切入点,构建应用系统耦合结构模型,分析教育供给、贫困代际传递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育资源、教育供给能与农村经济集聚同步,对减缓贫困代际传递具有促进作用,且教育扶贫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为顺应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系统良性互动,提出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村人口素质和能力提升、教育扶贫配置资源的发展模式,建立激发子代的个人期望、激活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机制,健全农村人口教育培训、促进贫困家庭增产增收的减贫保障机制。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持久收入假说给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理论解释。教育、思想习俗、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不足,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匮乏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借鉴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在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经济机会的获得、受教育权利的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等制度体制层面加以创新,以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述评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一个在西方具有较大影响的贫困理论流派.主要有要素短缺论、智力低下论、贫困文化论、环境成因论、素质贫困论、功能贫困论、社会排斥论、能力贫困论等观点.     

南方贫困山区经济林产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经济林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而言,经济林产业已成为许多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文章论述了那坡县经济林产业化发展情况,同时随机挑选了212户农户进行调查,分析南方贫困山区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结构以及经济林产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脱贫农户返贫风险评估及防范机制构建的实证分析

识别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并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是现阶段解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针对脱贫农户生活水平不稳定可能导致的返贫问题,基于陕南脱贫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返贫风险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物元模型评估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程度,深层次剖析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脱贫农户返贫防范机制。研究认为:陕南大部分脱贫农户处于一般风险水平,且差异较小; 脱贫农户成员健康状况、遭遇自然灾害风险、环境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风险和社会关系网是导致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重要因素,说明脱贫区的政策制度、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脱贫农户个体能力是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影响因素; 建立依据事前防御、事中处理、事后追踪体系的全过程性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脱贫农户思想观念培育,注重内生动力提升,提高脱贫农户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打造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优势产业,促进生态农业、农旅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改善升级乡村教育医疗,提高道路水利、信息网络、天然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可持续生计水平和社会参与能力。     

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农民工群体"家庭化"外出趋势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学习、生活,产生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就学情况、家庭教育、群体交往、社会参与四个层面的调查,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并就此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理想和现实思考

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产生我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政府给予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少年的经费支持实现公平,以及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少年的上学机会实现公平,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两个教育理想。学校影响、社会影响、家庭影响是影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三个关系层面;而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教育经费不足、户籍制度制约、义务教育体制落后、教育质量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对策是:实施“教育券”制度;实施义务教育登记制度;实施义务教育素质大纲;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非义务教育以流出地为主。     

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探析

农村合作医疗几起几落,党和国家在研究“三农”问题时,找到了农民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病致贫”。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尤显突出。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建设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合医”),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积累社会财富。对提高综合国力,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湖北省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之一——湖北省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难题是农村和农民的小康建设问题.要建设湖北省的小康必须减少湖北省的贫困人口和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湖北省委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反贫困,但许多反贫困资金并没有产生效益、反贫困的措施并没有产生实效,贫困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认清贫困的现状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