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极情尽致”还是“情有可据”?——论《琵琶记》针线关目的“秕漏”

晚明清初,南戏《琵琶记》的针线与关目受到了戏曲界的批评与诟病,其中对其批评最严厉的无过于李渔。而毛声山则以评点的方法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回答。从"极情尽致"与"合情合理"两个角度,可以寻找到南戏创作在早期阶段的特点与疏漏,也可以看出戏曲来自于民间又无法完全脱离民间的俗文化品格。对《琵琶记》针线关目的批评揭示了戏曲由社会批评向艺术批评的必然转变。     

清代“苦戏”风格论(续)

(一)怨悱而不乱的苦剧风格 《琵琶记》是元末南戏,又称传奇之祖。关于该剧的评价,上至明太祖,下至一般文人,记载甚多。甚至可以说一部《琵琶记》的流传史,便伴随着中国悲剧观念的发展史。清代毛声山父子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评点和总论,是目前所见最为细致繁密的专论文献。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金圣叹“文法”论探究

金圣叹"文法"论的核心是用文章之法评点《水浒传》。文章之法源自古代的章句之学,至宋明成熟,与时文之法互相影响,评点的批评形式至宋代真正形成。在明代,时文评点兴盛,形成评点一切文体的风气。金圣叹以"文法"评点《水浒传》具有特定时代的必然性。同时,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明清小说结构对八股文法的借鉴也使金圣叹的"文法"评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冯梦龙戏曲理论刍议

冯梦龙是一位剧作家,创作了传奇《双雄记》和《万事足》;又是一位戏剧批评家,评点、改订传奇数十种,现存十六种,还选编和评点了散曲集《太霞新奏》。他的戏曲评点不仅比创作丰富,而且其中体现的戏曲观念也非常精采。我认为,冯梦龙的戏曲理论超过了他的戏曲创作,更值得我们重视。     

明清小说论中的几个相对应的基本理论

明清小说理论主要是小说评点家的批评理论,同时也包括一些涉及蓟理论问题的小说题序、笔记杂著等。小说评点与戏剧评点是孪生姊妹,都兴起于明代,由古文评点发展而来,其奠基者是杰出的思想家李卓吾(李资,1527——1602)。李卓吾写了《忠义水浒传序》,又亲自评点过《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见《焚书·与焦弱侯》)。他通过小说、戏剧批评,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的判逆思想和文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开创了明代小说戏剧评点之风。     

析《琵琶记》明清聚讼所见戏曲观念

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对《琵琶记》的争论,发现从关注音律、曲词到关注结构、人物,在《琵琶记》评价上的这一变化反映出评价主体对戏曲文学由抒情性特征到叙事性特征的审美注意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和当时文坛叙事文学,尤其小说创作的繁荣息息相关;也反映出在众体兼备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体的融合与碰撞中,戏曲理论逐渐走向成熟。     

论亨迪卡对问句逻辑的贡献

金圣叹“文法”论的核心是用文章之法评点《水浒传》。文章之法源自古代的章句之学,至宋明成熟,与时文之法互相影响,评点的批评形式至宋代真正形成。在明代,时文评点兴盛,形成评点一切文体的风气。金圣叹以“文法”评点《水浒传》具有特定时代的必然性。同时,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明清小说结构对八股文法的借鉴也使金圣叹的“文法”评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奇酸记》的批评话语与主体意识

《奇酸记》是清代戏曲家李斗根据《金瓶梅》改编的一部戏曲作品,主要表达张竹坡的“苦孝”主题。作为该剧的主要批评者,防风馆客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该剧进行评点,阐释了作品的主旨,考订了音律的得失,探讨了戏曲改编与舞台实现的问题。从批评意识来看,防风馆客不仅在接受中完成了对作品的批评,而且以积极的姿态探讨从戏曲改编到舞台实现的整个艺术生产过程,主体意识明显。防风馆客在批评中推究作者之意,考察改编得失并传达其审美期待,是一种理性化的戏曲批评。作为一种“实际批评”,防风馆客对《奇酸记》的评点对于探讨清代中期的戏曲批评及戏曲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     

《紫钗记》在明清时期的文本传播

梳理《紫钗记》的文本传播,不仅有利于促进其现代传承,还具有文献价值。文本传播是戏剧传播的根本,《紫钗记》在明清时期的文本传播包括全本、选本和评点本。全本传播是选本传播和评点传播的保证,通过对全本版本和种类的分析,可以快速把握其传播和演变的脉络。选本传播大致反映出《紫钗记》在戏曲舞台上的演出和受欢迎程度,评点传播由读者对《紫钗记》的阅读反馈构成,起到引导读者认识剧作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作用。     

《聊斋志异》评点与清代学风——以冯评、但评为中心

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学风深深地影响了《聊斋志异》评点,具体表现为:在《聊斋志异》评点中贯穿着极强的经世致用的清代实学精神,评点者把评点的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尤其对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聊斋志异》评点中运用考据学方法之处很多,其常见形式有注释名物、制度等和附述相类故事两种;古代优秀散文,尤其是先秦散文成了评点《聊斋志异》的最重要的参照标准和以古文文法评点《聊斋志异》乃是崇尚古文之风所致。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在理论史的独特地位。     

毛奇龄批本《西厢记》新探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戏曲评点的鼎盛期,涌现了一批戏曲评点大师,如王骥德、凌濛初、孟称舜、金圣叹、毛纶、毛奇龄,等等。毛奇龄以清初大儒的身份批点《西厢记》,使毛批本《西厢记》成为继王骥德、凌濛初以来《西厢记》"解证式评点"的集大成者,他的批点既有经学考古式的严谨,又展示了偏嗜曲体曲韵之学的风格特色。而毛奇龄在解证中时有会意,又赋予毛批本《西厢记》"鉴赏型"评点的些许特色,进一步推动了《西厢记》评点批评走向深入。     

从《聊斋志异》评点看冯镇峦的小说观

冯镇峦是著名的《聊斋志异》评点家。他评点《聊斋志异》的重要特点是对文章之学,尤其是时文文法的借鉴。其人物塑造的＂性情伦次＂说、情节设置的＂以文不以事＂说、结构安排的＂跌宕起伏＂说,以及对小说教化功能的阐释都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小说评点理论。     

吴闿生《左传微》与桐城“义法”的延展

吴闿生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人物,所著《左传微》继承了桐城派从《左传》中阐释义理和文法的传统。其借用纪事本末体例,改变以往分年割裂的做法,加重了文法分析,提供了新的义理解读可能。其提出的文法"四端"与"正言若反""诡词"等,从章句层面具体而微地评点《左传》,证明文法在阐释义理之外还具有自身的文学独立性。这些与吴闿生关注社会、政治和学术的新变有着密切的关联。《左传微》赋予了桐城义法新的内涵,也表现出对改变"世衰文敝"和"自造于高明之境"的殷切期望。     

中国古代戏曲发展漫话(选载之四)

从《红梅记》说到鬼戏周朝俊的《红梅记》是晚明一部重要的传奇作品,由于“其词香,其调俊,其情宛而畅”(王稚坚《叙红梅记》),在当时就饮誉剧坛,戏曲大师汤显祖亲自评点,吴江     

汤显祖《庙记》中的演剧理论初探

我国明代伟大的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不仅曾经写出了《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等耀世传代的戏曲佳作,为我国古典戏曲宝库增添了灿烂的光彩,而且留下了许多戏曲理论文字,为我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完善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万历后期撰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以下简称《庙记》)就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戏曲理论文章。全文虽只九百余字,却深刻地阐发了演剧艺术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反映了与汤翁的创作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的典范意义,在理论方面也引发了很多思考。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曲论中不少重要命题,诸如寓言、怨谱、本色等皆最先与《琵琶记》有关。由此出发,更可全面衡量《琵琶记》及其批评在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论陈烺传奇的语言特色——以陈烺的戏曲评点为中心

陈烺是清中叶福建地区一位较为活跃的戏曲家,他不仅创作了《紫霞巾传奇》《花月痕传奇》两部传奇,而且通过对两剧的评点展现其传奇语言创作中善用文法填词构句、巧妙化用诗词和典故、人物语言本色当行等方面的特色,为戏曲作者的语言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明代戏曲评点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初年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是戏曲评点的高峰 ,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戏曲评点已经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它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思想家李卓吾开启戏曲评点风气的奠定阶段 ,文人竞相参与的拓展阶段 ,创作、评点合一的深化阶段。清代初年金圣叹的评点《西厢记》正是明代戏曲评点的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