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证分析

新型农村社区是继"离土离乡城镇化"、"离土不离乡城镇化"之后探讨出的第三条道路,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所谓"新型"就是要像建设城市社区一样建设农村社区。许昌、新乡两地的实践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当代农民流动视角下土地流转的演变

"动人"是"动地"的基础,农民流动的水平高低决定了土地流转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民的流动性逐步增强。农民流动经历了由"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到"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再到"离土不回乡"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过程。农民流动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回乡"的位移转变,为土地流转创设了发展空间,使土地流转由孕育走向成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流动会愈来愈充分与合理,土地流转将越来越健康有序。     

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

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力量。自改革以来,农村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绩,而城市化由于受城乡相互封闭隔离的制约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极为滞后,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现代化进展。因此,必须遵循工业生产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对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完善的要求,让乡镇企业离土离乡,让农民进城建城,全国大、中、小城市同步发展。通过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单一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的现实要求,应当寻求多种转移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四种基本模式:农业产业化模式;"离土不离乡"模式;"离土又离乡"模式和异地产业内开发模式。各地可以从实际出发,多渠道、多层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的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相结合。并且实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更大的空间与自由,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城镇农民家庭的邻里关系论城镇社区整合

农民流动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已是不争之事实。当前 ,由于城市对移民的限制还很强 ,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城镇便成为农民“离土又离乡”的乐土。进入城镇之后 ,农民家庭必然与居所周围的邻里发生互动 ,这种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取决于农民家庭与城镇邻里之间的关系基础 ;同时 ,又对城镇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随着“小城镇道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必然进入城镇 ,从而使得城镇社区规模不断增大。处理好农民家庭与城镇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 ,对于加强城镇社区整合已日臻重要     

走出去转移农村劳动力势在必行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农村内部转移和农村外部转移两种形式。农村内部转移在产业分布上是农村劳动力由一产向二三产业转移;在地域分布上是由乡村向所在集镇转移,基本特征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外部转移有两种形式:一是农村劳动力直接迁移至城镇,即农民变市民;二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外出创业,虽然既离土又离乡,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最近,江苏农村调查局对全省所有县（市、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快速调查,共调查了700乡镇7000户农户,2500家企业。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特点: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形式有四种,即间离型、游离型、分离型和全离型。转移的基本特点是:层次性、阶段性和渐进性。“离土不离农”→“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这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形式和阶段,应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就地消化农业劳动力,建设小城镇,已不适应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客观需要;而采取“离土又离乡”的形式,建设大、中城市,才符合农业劳动力向更高阶段转移的必然要求。     

我国中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式评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经商及发展状况显示出新的特点:一是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需求更为强烈;二是由第一代的离土重迁转为第二代、第三代的离土离乡、定居化、家庭化趋势;三是文化和精神需求增多,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共同存在。城市政府面对文化多样性、需求多层次性、权益诉求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等城市少数民族问题,需要完善机制,克服和破解"就业吸纳——社会排斥"、"道义同情——制度冷漠"等现象。调研发现,我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整体上呈现出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东部城市民族工作在观念、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机制的完善程度、社会参与、财政支持等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相比而言,中西部城市民族工作整体上仍有更多的完善空间。     

管教结合外来民工不再难管理

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旧城改造、新城市建设,成千上万离土又离乡的外来民工遍布城市社区的各个角落。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流动性大,管理难度高,成了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盲区和难点,也是困扰城市文明建设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目前农民工及社会保障问题现状：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离土不离乡；8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潮水般地涌向沿海地区和城市，汇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     

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职能探讨——以邯郸市为例

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负有重大的责任,发挥政府的职能对于推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深入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邯郸市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职能定位分析,揭示了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要发挥规划管理职能、服务职能、部门协调功能、就业培训职能、教育职能。     

论农村社区组织与人力资源培育

农村社区组织的发展和完善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应重点加强对村民委员会、农村社区经济组织、农村社区科技文化组织和农村社区保障组织的培育。人力资本是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和组织功能发挥的关键要素,重点是要加大对农村社区人力资本的积累。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产业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乡村振兴需要迎合人们回归热土的意愿,要发展更离不开好的政策来扶持。现阶段,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生态资源遭到破坏,人才流失严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道路。文化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其前景广阔,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文化产业相结合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文化产业依托区域和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开发和创业就业融为一体,将美丽乡村、风俗文化、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增加乡村发展动力,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是乡村实现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建设的几点思考

目前在中国,由于“城市中心化”的影响使得农村资源锐减、乡村环境恶化、农村人才大量外流、社区发展源动力丧失。然而,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没有农村的发展,也就谈不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文章对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进行了一些分析与几点思考,并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希望能对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略尽菲薄之力。     

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及其运行机制——以大学生工作站为例

在前人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就业创业热点问题界定了"大学生工作站"、"新农人"的新概念,提出了相应的模式与运行机制。从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丰富大学生工作站的各种功能与平台作用,推动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     

农村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纵向调查——以我国西部S省为例

家庭和社区参与的高质量学前教育是乡村振兴计划的基础。通过对我国西部S省农村地区的两次实地调查发现,受该地区园所特点、教育政策和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农村地区幼儿园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总体较低但也有所改善,对家庭资源的运用高于社区资源,对社区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较为薄弱。基于此结果提出了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是农村幼儿园发展的必然选择;利用政策杠杆发掘农村地区家庭和社区资源;职后培训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运用家庭和社区资源的实效性等建议。     

农村社区为主体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探索

由于耕地资源的产权特征与地方知识库的影响,与外部管制主体相比,农村社区管理耕地资源更能促进本地耕地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农村社区行动的实现需要多重条件配合,并非所有的农村社区都能达成有利于耕地资源系统的集体行动。只有当农村社区有社区精英的引领、高水平的人际信任或社会资本,有足够的建立、监督和执行规则的决策自治权,并能整合耕地资源保护与农村社区发展双重目标,具备精准惩罚某些耕地资源使用者投机行为的能力时,基于农村社区的耕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才能实现。     

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的价值、挑战及其突破路径

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是推动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当前农村幼儿园-社区互动面临政策保障缺失、资源基础薄弱、思想观念落后、互动能力不高等难题。为化解挑战,应完善相关政策,建立外部监督与评价机制;整合优势资源,促进互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树立科学协同观念,推动双方互动能力提升;借鉴优秀经验,推进园社互动有效开展。     

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与村治模式改良

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 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