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没六百余年的一部江右文人诗集——《五溪丁氏唱和集》的作者与文献价值

笔者从谱牒资料《五溪世美集》中,发现一批元明之际的诗文,暂且命名为《五溪丁氏唱和集》。文章在梳理其篇目的基础上,对诗集中涉及的作者进行了初步考证,也相应探讨了他们的创作背景,认为该诗集是反映当时唱和之风盛行的一个缩影,它的整理和研究可为学术界提供参考。     

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倡和诗馀》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湘真阁存稿》作于甲申国变之后,是一部唱和之作,收在与其他五位云间友朋的唱和总集———《倡和诗馀》中。本文拟将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与其他词人的唱和词作对比分析,从词的意象、闺情词、咏物词三方面入手,研究其表现的共同倾向和相互的影响。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张积中、李光炘早年的诗歌唱和——论小王屋山居诗及《素心女史诗馀》

太谷学派北宗张积中在仪征的小王屋山隐居生活期间,留下了二十余首同李光炘唱和的有关小王屋山居的诗歌作品。李素心的《素心女史诗馀》可能也是这样的文学唱和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学作品,融太谷学人思想于其中,展现了张、李二人的不同个性。本文通过分析这些诗作,试图了解张、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心态和思想特点。     

大历诗人李幼卿考论

李幼卿是大历时期诗人,由于未有诗文集传世,后代人对其所知甚少。然李幼卿为当时名士,也是大历时期诗人间相互唱和的参与者之一。勾稽现存资料,考证大历时期诗人李幼卿生平事迹、现存诗歌作品及《全唐诗补编》的误录,进而论述大历诗坛的唱和活动。     

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

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还很少研究。这里以毕沅辑《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为主要依据，对他主持的“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进行专门的考察。     

张积中、李光忻早年的诗歌唱和——论小王屋山居诗及《素心女史诗馀》

太谷学派北宗张积中在仪征的小王屋山隐居生活期间，留下了二十余首同李光忻唱和的有关小王屋山居的诗歌作品。李素心的《素心女史诗馀》可能也是这样的文学唱和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学作品，融太谷学人思想于其中，展现了张、李二人的不同个性。本文通过分析这些诗作，试图了解张、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心态和思想特点。     

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纵述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以及《元稹年谱》对元稹、白居易通州江州唱和真相作了错误的描述 ,而且不适当地夸大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其实 ,通过细考元稹、白居易及其相关人员的行踪和各自的唱和诗作 ,是能够知道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的真相的。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对我国诗坛依韵唱和用韵艺术的回顾

依韵唱和是用限韵赋诗或依韵和诗的方式,表达诗人与诗人之间酬、唱、赠、答的友好关系,以交流诗人感情或思想观点的文学艺术活动。我国《诗经》中即有反映男女邀歌对唱,以表达彼此爱慕之情的诗篇。20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打破古代限韵唱和诗的框架限制,重视和倡导限韵赋诗与依韵和诗的文化遗产,写出了许多新型时代旋律的唱和诗篇。举例介绍了唱和诗中步韵、依韵、次韵、用韵、和韵的含义及其特征。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文人题咏传奇《梅花梦》考论

清朝咸同年间,以张道为代表的文人们题咏传奇《梅花梦》,唱和冯小青其人其事,其诗文作品收入《梅花梦题词》中。《梅花梦题词》收录了参与唱和的九位文人的三十余首诗词。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身处清末咸同乱世的文人的独特视角与焦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人在兵祸横行中的生存危机。冯小青现象在这一时代,展现出与承平时代截然不同的特点,蕴涵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贺新郎》唱和中的辛陈词艺术对比

从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开始,辛弃疾与陈亮两位词人先后唱和《贺新郎》词六阕。这六阕词,虽然共同表达了两人之间的友情和爱国情怀,但不论是用语还是内容、总体气魄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差异。本文即将通过辛、陈的《贺新郎》六阕唱和艺术分析,对比本次唱和两位词家艺术风格的异同,并力求进而分析其原因之所在。     

古人论唱和词

唱和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古人已注意到唱和词现象。从南宋开始,在词话、词序等作品中,论述唱和词。古人论述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对唱和词的态度,有褒有贬,贬多于褒。二、唱和词产生动机,有游戏竞技、共鸣宣泄,学习模仿等。三、对唱和词历史演变进程的看法。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元祐更化初《同文馆唱和诗》考论

《同文馆唱和诗》是以诗体分类、每体依韵编排的唱和诗集,比较几个通行版本后,发现附录在《柯山集》与以其为底本的《张耒集》中之四卷本,要比《张右史文集》与以其为底本的四库单行本之五卷本、十卷本更为合理.同文馆锁院起止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元(祜)二年中伏日即六月二十到九月二十,三个月的锁院比较罕见.同文馆在汴京城西阊阖门外西城隍庙附近,在熙宁元丰时期因朝廷厚待高丽使节而利用率极高,元祐二年被用作试院透漏出朝廷对待高丽政策的变化.进入此次锁院的试官十九人,除参与唱和的十三人外,还有赵睿、孙朴、刘安世三人可考.此次考试的并非吏部铨选文武选人,而是开封府的发解试.不少试官都感受到这次解试承载着元祐更化的科场更化信息.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也谈柳亚子的牢骚——孙有光先生《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一文质疑

作者对孙有光《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一文的严重失实提出质疑,并根据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公开发表时的一些细节,对正确解读毛、柳的诗词唱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