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门四学士词中女性、饮酒题材的异同表现

苏门四学士词的题材种类比较丰富之泛,其中妓女、女人与饮酒题材的作品最颇多。不过,在同类题材作品的表现上,四学士每个人有异同之处。黄词的女人是大胆、直率与积极的形象,秦词里的女性是脆弱、被动与消极的形象。晁词里的女人是做个优雅的形象,以华丽的表象委婉地透出无奈和淡淡的哀愁。如此,其女性形象不同。但四学士词中"酒"字是发感情的媒介体,他们通过描绘饮酒,表出自己的深情。     

苏门诗人贬谪诗作时间语汇定量分析

以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为代表的苏门诗人于北宋元丰、绍圣、崇宁年间突遭贬谪,留下大量含有时间语汇的诗作。本文选取关键词对诗作进行搜检,推知苏轼、苏辙、张耒的时间意识强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百年(载)、(数)十载、三载等时间语汇的运用,使得诗作虽无横跨千古之豪壮,亦未堕至只见朝夕之逼仄。苏门诗人借由不同时间语汇深刻书写悲慨深重、人生倥偬的内心世界,亦精致描摹了生事艰难、亲友凋零的贬谪生活。     

苏门"后四学士"考论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廖正一、李格非、李禧、董荣四人,当时号称“后四学士”。对“后四学士”,学术界很少提及,更无专门研究。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考述“后四学士”的生平事迹、著作及与苏轼等人的关系,进而略论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发掘和研究“后四学士”这个群体,无论对研究元文学,还是对全面考察苏轼文学集团,都具有开拓疆域、扩大视野、丰富内涵的意义。     

论刘禹锡贬谪诗中的“骚怨”表达

刘禹锡是中唐一位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在其23年的贬谪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贬谪文学作品。在作品中或直接地表达对当局的讥刺,或借助于南国风物民情表达心中的忧怨,表现出了鲜明的“骚怨”倾向。同时,后期创作的民歌风味的作品中,又超越了“骚怨”的浅层表达,成为贬谪文学创作的优秀代表。     

从形式蕴涵看“实质蕴涵怪论”——怪论定理之“反例”化解路径新探

由蕴涵怪论引发的实质蕴涵合理性辩护问题,既是当代逻辑哲学的重要课题,也是逻辑基础教学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化解怪论定理之"反例",是实质蕴涵合理性辩护的重要途径。以往的化解路径可以较好地应对"第一类怪论定理"问题,但难以化解关于"第二类怪论定理"的"严峻反例"。运用"形式蕴涵"理论重新审视实质蕴涵问题,可以为怪论定理之"反例"提供一条新的化解路径,使"严峻反例"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使经典逻辑真理的普适性得以维护。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

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 ,城市影响古代小说 ,古代小说反映城市 ,从唐前至晚清 ,叠合了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景象的城市映像 ,就不断以各种形态呈现在小说中。而在小说的城市描写中 ,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文化现象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宋前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清的北京和南京 ,乃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的三对“双城”。本文以“双城”为切入点 ,通过小说文本的历史分析 ,一方面为小说史研究尝试运用一种新的视角 ,同时为当代的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一份形象的历史材料。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关于“蕴涵怪论”及其反例

所谓“蕴涵怪论”本是永真式即逻辑真理,何以近百年来被不少人当作“怪论”？人们举出的“蕴涵怪论”的反例是否成立？这是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的回答是:第一,逻辑真理之所以被当作“怪论”,原因在于误读,对逻辑公式的意义不是按照逻辑语义学的观点解读,而是按照语言语义学或逻辑语形学的观点解读;按照逻辑语义学的观点解读,任何“蕴涵怪论”都不足为怪;第二,“蕴涵怪论”的反例不能成立,凡是“蕴涵怪论”的反例都蕴涵逻辑矛盾,凡是试图“举出反例”以证伪“蕴涵怪论”者都注定陷于逻辑矛盾.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拉祜语、傈僳语四音格词的比较研究

拉祜语和傈僳语属汉藏语族彝语支语言,在两种语言里,四音格词的使用非常广泛。本文对拉祜语和傈僳语四音格词构成方式、音韵和谐、语义特点、语用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了四音格词的结构类型、韵律特征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动因。四音格词音韵和谐,琅琅上口,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表达力。     

“恶之花”的重新解读——论元杂剧中的淫妇形象及其文化蕴涵

元杂剧中的淫妇形象具有符号化、概念化、模式化的特点,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体现了杂剧作家积淀甚深的伦理观念和男权中心意识。虽然杂剧作家在塑造淫妇形象时,有意识抹去了她们偏离传统的合理因素,但是我们依旧能从剧中窥探到她们反叛行动背后无法言说的隐衷,以及淫妇形象的出现带给男权文化传统的挑战和突破。     

“事典词”特点初探

与一般语词相比 ,事典词在形态、表义和使用上都具有着极为鲜明的特点 ,表现为 :一、语法上的灵活性 ,又体现为 :(一 )结构上可不受词法规范的约束 ;(二 )使用上可不受语境意的约束。二、表意上的灵活性 ,又体现为 :(一 )表意上的隐含性 ;(二 )尚虚、尚宽的表义特点     

“蕴涵怪论反例”的拨乱反正——兼评张建军先生的“‘反例’化解路径”

前半篇为“蕴涵怪论”的“反例”平反:从莫绍揆、林邦瑾、冯棉举报的所谓“反例”都可推出矛盾,症结在于举报者陷入“析取错觉”,运用反证法可以证明“反例”不反,其真实身份都是永真命题或有效推理.后半篇评析了张建军求助于形式蕴涵的“‘反例’化解路径”:他否认“反例”是命题逻辑公式代换例的观点违反逻辑常识,他的“山寨形式蕴涵”化解不了“蕴涵怪论反例”,其症结在于迷信直觉.     

拉祜语与汉语四音格词的初步比较

拉祜语和汉语四音格词的共性和个性体现在结构、语义搭配、节律、语法手段、语体方面.结构上有复合式和附加式,语义关系有同义、类义、反义、上位下位关系.拉祜语有语音和谐律,也用屈折表现语法,因而节律性较强,但语法结构类型多样性不如汉语.通过比较发现,分析性、单音节性强的语言更易产生四音格词;而屈折性、构词双音化更强的语言,其四音格词的语法结构类型相对单一,韵律规则起的作用也更大.     

汉语四字格聚合词排序理据探究

聚合词是汉语中常见的一类词,其内部各个语素呈并列关系,处于同一语义场内,组合起来表达的意义是各个语素语义的泛化。本文对275个汉语四字聚合词语进行统计分析,探讨省力和意义原则对聚合词字序的影响。认为聚合词字序排列是省力原则意义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省力原则对字序影响的减弱,意义原则对字序的影响加强,二者的影响力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字序的产生是省力原则与意义原则共同作用,相互妥协的产物。     

“奢侈”词义扩展及感情色彩走向

在传统汉语文化语境中,"奢侈"是一个感情色彩鲜明的贬义词.但近年来,"奢侈"一词在交际或传播场合出现了一些褒义用法,其"变性"是自身词义扩展的结果.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消费心理作用下,"奢侈"的贬义色彩不会消失,而是会成为一个集褒贬两种感情色彩于一身的"两性词".     

中文录入中的“词”的界定

汉字信息的输入速度问题一直是汉字信息处理中的“瓶颈”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完善彻底的解决。典型的音码、形码,以字为单位进行输入,离人们期望的要求相差甚远。况且,输入方式与人们的思维是不一致的。因为需要输入计算机的内容,往往是人们正在思考和创作的东西,而汉字输入偏偏要求人们考虑怎     

联绵性:联绵词性质再认识——兼论四音格联绵词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联绵词为"双音节单纯词"的界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联绵词是语音构词,是在语音联绵的构词机制下产生的,联绵性更体现这类词的本质属性,其联绵性包括音、义、形三个方面,音的联绵性是主要的,义、形的联绵性附属于此。在这种语音机制下,不仅产生双音节联绵词,还产生了四音格联绵词。     

论贬谪文人研究“三突出模式”之二——以柳宗元为例

历来关于贬谪文人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三突出"模式:突出罪人身份、突出险恶环境、突出健康问题.这一模式其实是存在偏差的.以柳宗元为例,因为柳宗元被贬到永州,那里就成了"蛮烟瘴雨,榛莽荒厉"之地;因为柳宗元住过龙兴寺,该寺就成了"破旧荒凉"的庙宇.实际上,永州是一个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所在;对柳宗元及其全家而言,龙兴寺则是最理想的居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