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国家利益与国家角色：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两种视角

中国长期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相隔绝 ,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 ,国家利益的实现固然是重要的 ,但认同的获得将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好战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实力有限论”……无疑是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有意中伤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具有的特殊地理条件、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冷战以后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的关注和焦虑。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中国自近代延续至今的课题的思考 ,要求我们不仅具有基于国家层面之上的国家利益分析视角 ,也应具备基于国际体系层面的更宏观的国家角色分析视角 ,从整个国际体系出发依国家角色行事 ,成为国际体系中外交政策可被理解、外交行为可被预期的一员     

“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虽然雅尔塔体系从没有规定美国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并单独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和地位,美国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主导国(霸权国),进而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它也因此将国际公共产品视为自己的国际政治工具,尤其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美国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凸显,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逐渐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修正者、建设者,甚至是供给者、创新者。中国角色的变化源于中国实力的变化,既包括经济实力等的增强,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政策对国际社会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由中国提出并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的一种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从多个维度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对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更新主权观念,培育国内成熟的公民社会,推动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以适应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形势,发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作用.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对国内的政治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财富》带来的财富——1999《财富》全球论坛世界500强的启示

所有的竞争都需要实力 ,所有的实力都来自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上 ,作为融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于一体的世界 50 0强企业 ,已被潜力巨大、商机无限的中国市场所吸引。 1 999《财富》全球论坛在中国举办充分显示了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世界给中国的机遇 ,也是中国给世界的机遇。但在欣喜之余 ,更大的感受是压力。本文介绍了中国企业与世界 50 0强企业的优势与差距 ,机遇与挑战 ,明确提出中国企业要借鉴 50 0强经验 ,力争跻身世界诸强 ,参与全球竞争     

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安全角色”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安全角色定位、角色表现以及所面临的角色冲突。本文认为,目前中国正在以一种"安全利益攸关者"及"安全维护参与者"的身份角色出现在印度洋地区安全架构中,但中国的新角色还在构建过程中,存在一定模糊性,并面临某种程度的角色冲突。中国应提高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和自信心,进一步强化在印度洋上的软性军事存在,逐步适应自身的新角色,以缓解当前面临的所谓新旧角色转换冲突。与此同时,中国应以构建"安全与和谐的印度洋"为目标,提倡合作安全,加强海上外交,以缓解角色内冲突,实现"利益平衡"与"威胁平衡"。     

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概念与影响力评价

大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生物多样性大国”应在政治资源、国际道义、国际交往范式等多个维度具有影响集体合作的能力,通过政治影响力、资源型实力和工具型能力引航定向,深化生物多样性与相关环境发展议题的互动。通过构建综合指数,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影响力,结论显示,综合影响力最强的生物多样性大国为德国、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挪威、印度、墨西哥、中国等。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综合影响力可跻身前十,但与顶尖大国相比,在实力方面仍有差距,政治领导力有待充实、国际机构任职人员相对不足、国内科学界对国际决策进程的参与有限、谈判人才紧缺。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角色转型加速,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未来,中国应立足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内建设经验,加大人员队伍能力建设和对外生态环境援助力度,继续强化议程和规则设置能力,加强国家外交硬实力与软实力。     

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结构性权力竞争——以专业性国际组织FATF为例

为什么在军事等强制性力量使用受限的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拥有国际秩序中的决定性权威？“结构性权力”解释框架将金融信贷、知识生产提到了和国家安全、产业布局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极具洞见性的观察和预测。相较于其他三个维度,知识生产仍是结构性权力相关学术讨论的薄弱点。本文提出知识生产如何发挥作用的分析框架,即知识生产在结构性权力建构和运用中,因其在概念框架界定与议程设置、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合规评估、监督与制裁中占据关键性角色而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选择当今全球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最权威的国际金融制裁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为案例,以档案查询和对FATF国别专家进行访谈为方法,通过对FATF概念框架界定与议程设置、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合规评估过程、监督与制裁机制的分析,呈现“知识生产”在新时期全球治理结构性权力竞争中的关键角色和重要作用,同时讨论了知识生产与国家实力、国家战略的关系,提出知识生产这一结构性权力竞争的非零和博弈特质。最后部分总结了“知识生产”作为中国提高全球治理结构性权力入手点的具体策略。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的基本类型及特点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实践,超越传统的卫生外交类型,开创中国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新模式。湄公河五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本文以卫生与外交政策相互关系的类型为分析框架,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进行历史回顾。中国在该地区的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实践已超越传统的"卫生服务于对外政策"类型,展现出全球卫生外交发展趋势和特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多元化、多层次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探索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与外交的关系类型和特点,不仅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可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各类治理机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规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就其未来发展来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治理机制走向完善。本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中国梦”视阈下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角色的构建

"中国梦"暗含着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站在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历史新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新形势,"负责任大国"这一中国国际角色定位昭示着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并承载着对外解读"中国梦",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和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全球治理:中国不干涉政策与国际法

一直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政府开展对外关系的基石,集中体现为坚定奉行不干涉政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一方面,中国国家利益开始遍布海外,并与他国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需要让渡部分主权性权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政府一味机械地固守不干涉政策似乎显得有点陈腐和过时。因此,在继续恪守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和尊重他国主权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需要适时和灵活地调整以往对外严格奉行的不干涉政策,积极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这对于其在新时期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促进当代国际法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卫生外交的特征与中国实践

全球卫生外交是卫生健康同外交工作相结合的产物,跨国性突发卫生事件的频发是全球卫生外交不断发展的前提。全球卫生外交,是以应对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为重点,主要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依赖卫生、外交等部门的联合行动,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下,通过国际医疗合作维护本国利益以及促进全球健康治理的外交实践。全球卫生外交在21世纪呈现新的特征:客体特征上,卫生和外交的融合日益紧密;主体特征上,开展全球卫生外交的主体在增加;方式特征上,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性与竞争性并存,且竞争性有加剧趋势;模式特征上,各国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全球卫生外交。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在体现上述特点的同时,在实践上有五个关键的时间节点:1963年派遣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开展全球卫生外交,2003年抗击非典倒逼中国开展全方位国际卫生合作,2014年援非抗埃是中国成建制参与的全球卫生外交行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卫生外交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新阶段。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具有鲜明的特色。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国际角色

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改变自已,也在影响世界,随着国力的日渐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努力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多重维度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维度、全球价值链治理维度和中间品贸易维度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化,推动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时导致了分工环节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驱动转变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既推动了链条环节的升级,也导致了"低端锁定",需由被动嵌入转变为主动重构;中间品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吸收技术溢出易产生路径依赖,需由引进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今后可从动态演化和层级累积的维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阐明其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内在机制,形成对我国制造业阶梯式升级的路径探源.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及对策分析

"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属性、"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基于对不同偏好而形成的独立效用函数和利益认知所表现出的政策取向、无政府状态下体系结构的逆向奖惩机制共同构成了当今全球气候多边治理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公正原则的探讨有助于厘清各方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通过对联系性补偿与动态性补偿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具体责任的分配与共同行动的展开,进而厘清当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政治博弈中的中国责任与角色。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中国的国家特性、国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

领导人对自己国家角色的判断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 ,国家角色是由国家特性所决定的。本文运用国家特性和国家角色的理论视角 ,分析中国的国家特性 ,认为目前中国的国家角色是“发展者” ,是否符合这一角色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外交政策优劣的一个有益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