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传导研究

文章选取中美两国1996～2011年的数据,采用SVAR模型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及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依次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中美贸易差额、国际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使得美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高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高于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的指数测算、分类特征与冲击传导

为了测算和分析我国核心通货膨胀指数，本文在动态因子模型分析框架下引入了时变因子载荷系数、随机扰动和异常值调整，构建了基于我国城市环比CPI的UCSVO模型和基于八大类城市环比CPI及消费支出权重的MUCSVO模型。研究发现：①UCSVO模型识别出的CPI异常变动时间点符合经济现实，由其测算得出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适用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实时监测；②MUCSVO模型中共同的趋势成份因子及其载荷系数能体现宏观冲击与价格粘性的现实经济含义，价格粘性的差异是各大类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对宏观冲击产生异质性响应的重要原因；③MUCSVO模型所测算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的分类权重与消费支出成正比、与波动性成反比，在测算分类以及总体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的同时，还能准确反映各大类CPI的变化特征。     

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换的冲击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自2007年以来逐步向新常态经济转换的冲击影响机制。我们应用SV-TVP-VAR模型分析了2001Q1~2015Q3间以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代表的供求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这两种冲击的影响机制都在2007年左右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首先从影响的方向来看,投资冲击的短期影响为正但波动性加大,中长期的影响则变为负值且影响逐步增强,而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逐步增强,但从2014年以来其影响有所下降;其次从影响的数量来看,分时段的方差分解表明2007年之后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解释力度大幅上升,而技术冲击的影响比较平稳。这些结论说明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转换主要源于需求侧的不利冲击,但最近以来供求冲击都呈现了不利影响的趋势,为此我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集了2001年1月至2010年11月的主要大宗商品价格、货币供给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利用Copula-VAR模型来刻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静态与动态的相关关系,并就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本轮通货膨胀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是"成本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次要原因是货币发行量失衡。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研究

文章结合小波分析和含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分析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影响的时频冲击效应。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滞后效应。在高频空间,冲击效应一开始为抑制作用,有一定的持续性,数期后方向改变,这个过程在反应期限内不断更迭;随着频率的降低,效应方向的持续性不断减弱,到高尺度时,影响方向呈现隔期正负交替。同时,冲击效应的强度随着频率的降低而不断加强。     

供求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基于SVAR模型的甄别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经全国经济普查信息修正后的季度数据推算得到1992年第1季度到2008年第3季度的实际GDP和GDP减缩指数,然后借鉴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方法构建二元SVAR模型,对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供求冲击进行甄别分析。结果发现：①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2/3以上的产出波动可以归因于供给冲击的影响;②对于价格波动,短期内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贡献几乎相当,而长期内需求冲击能够解释70％左右;③总的来说,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在中国经济波动中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性。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宏观操作政策含义。     

金融危机和地产调控冲击下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研究

本文采用股票指数数据，通过BEKK—GJR—GARCH模型考察了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了在金融危机发生的特定时间窗口下，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本文在引入表征危机事件和地产调控冲击的虚拟变量之后，考察了冲击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模型考虑了非对称性因素并采用广义误差分布（GED）处理“厚尾”问题，是对现有研究范式的有益探索。本文的实证结果认为，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均值溢出效应的存在不甚稳健，但两种溢出效应都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地产板块对整体股市的波动溢出持续性很小，但冲击会加剧波动，反之整体股市对地产板块的则具备持续性，冲击更强烈。波动溢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存在变化，尤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直接冲击作用都更弱了，可能由两市场联结减弱导致，但非对称性依旧突出。引入表征事件冲击的虚拟变量后，估计结果能够显示出危机和地产调控对于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存在明确影响：直接来看，2010年的房市调控影响幅度最大，超过2015年股灾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点值得房市调控政策制定者注意；间接来看，六次事件中的五次均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有影响，普遍性很高，由此，风险监管层有必要关注不同冲击下股市内部相关性的变化。     

当前需要防范通货膨胀吗?--关于宏观调控背景的计量分析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背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损失,这些损失有的和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有关,有的则要归因于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人们一致认为,在高而不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环境中,整个经济将运行不畅。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强调价格稳定的重要性,不管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是利率还是货币总量,都把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位于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往往正相关,因为货币冲击带来的总需求冲击会引…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货币冲击效应研究

经济周期波动的货币解释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章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框架下研究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其结果表明:实际货币指标周期表现较为一致,而名义货币指标周期变化较大,从波动性来看,货币冲击波动强于实体经济,货币指标标准差大约是实际GDP的1.2-1.5倍,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对实际GDP的波动具有显著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反周期操作的特征;M1的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作用力度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表明收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更大。     

基于多层因子模型的我国核心通货膨胀估计

本文利用我国CPI分类数据,基于多层因子模型构建了一种新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通过与单层因子模型方法的对比研究发现:单层因子模型会高估核心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原因在于其无法识别仅影响大类价格变化的局部因子,并将局部因子的大部分作用归于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全局因子.而多层因子模型不仅能够识别局部因子,并且利用分离局部因子之后的全局因子构造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具有更小的波动性,且更符合核心通货膨胀的内涵.     

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有利于经济增长吗

本文估算并应用潜在产出描述经济增长,尝试从国际合作角度设定动态结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自发性国际资本流动的综合性结构冲击,并进一步分解为共同冲击和特有冲击,提出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思路,以金砖国家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对金砖各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因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而异,但对金砖整体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且不为金砖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冲击所扰;将金砖国家视为以国际合作形式联合的整体进行计量分析是可行且有经济意义的。中国应推进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方位南南合作,不断完善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分散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并使其有利于长期共同发展。     

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的经济效应：基于TSO-DSGE模型的研究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贸易品生产商的三部门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了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贸易中介部门，定量分析了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①国外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冲击对我国产出的影响较为显著，抑制强度达71.3%，持续时间大致为10季；②对于厂商而言，税收冲击会提高产品价格，抑制国外居民消费，引发国内产出下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内资本和劳动会转向传统贸易品和非贸易品；③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虽会导致收敛周期变长，但能更有效应对税收冲击；④跨境电子商务产品替代弹性越小，税收冲击的负面影响越小；且减少替代弹性能使税收冲击响应强度按64.22%的速度衰减，同时使产出波动周期平均缩短4.75季。据此，提出培育品牌卖家、增强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细化目标消费者、提高消费价格粘性，出台临时性出口补贴应对机制、落实解决出口退税难等对策。     

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VAR）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响应及其剧烈程度。然后,利用门限模型验证了通货膨胀在不同变量作为门限变量情况下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六个因素冲击的反应程度各异,其中,对流动性过剩的反应程度最强,对股票价格、产出缺口和国际油价的反应适度,对实际有效汇率和房价的反应较弱;股票价格、汇率和国际油价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它们分别将通货膨胀分为高低两种区制状态。以上结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通货膨胀的反应机制,采用合理的经济政策应对通货膨胀。     

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定量研究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不利于我国实际GDP、投资、居民收入和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技术进步是抵消国际油价上升的重要工具。最后,本文根据数量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PPI的结构性冲击

基于2007—2015年的样本数据,构建含交互效应的面板结构VAR模型,定量分析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中国PPI造成的结构性冲击,并考察冲击的非对称性。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PPI的影响沿能源产业链递减明显,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对上游能源开采和加工业PPI波动的贡献度达90%以上,对中游化工行业如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PPI波动的贡献度为78%左右,而化学纤维制造业属于能源产业链的末端,国际能源价格冲击的贡献度仅为50%左右,消费品行业基本不受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正、负向冲击对大部分行业PPI的影响有较弱的非对称性。近年来对能源、钢铁等行业的过度投资也对PPI下行产生了很大压力,必须坚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金融冲击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在DSGE框架下引入金融冲击,比较完整地刻画了包含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流动性支持政策的央行“政策工具箱”,并对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在不同外生冲击下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本文分析得到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在各种典型的金融冲击下,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均具有良好的宏观稳定效应;二是从政策实施的角度,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政策可考虑盯住银行存款的变动,并在政策操作上体现“及时反应、力度合理”的原则;三是从社会福利增进的角度,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政策的效果受到冲击来源的影响,总体上应对金融冲击的效果较好。分析结果初步显示了流动性支持政策作为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箱”一种辅助性金融稳定工具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Perceived Inflation Persistenc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d estimates a measure called perceived inflation persistence tha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if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 inflation forecasts indicate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in inflation persistence. This measure is built via the implied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that follows from the estimates obtained using a forecaster-specific state-space mode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S. perceived inflation persistence has changed since the mid-1990s with more consensus among forecasters at lower levels of persistence. When compared to th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for actual inflation, forecasters typically react less to shocks to inflation than the actual inflation data would suggest.     

粮食价格波动对物价水平的非对称影响——基于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依据中国1998年1月-2011年6月的季度数据,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研究粮食价格波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粮食价格对物价水平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其影响呈现非线性和不对称特征;当粮食价格处于高机制状态时,粮价波动对物价水平影响程度较大,CPI自我驱动能力较小;当粮食价格处于低机制状态时,粮价波动对物价水平影响程度微弱,CPI自我驱动能力较强.     

持久冲击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

文章依据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统计程序考察了1952~2003年间中国实际GDP序列的数据生成过程。发现中国实际GDP序列遵循一个带漂移的随机游走,因而它有一个随机波动的长期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了长期趋势的波动幅度不小于短期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这些事实在理论上意味着产出序列增长趋势的变化和它经常偏离趋势的运动共同构成了中国产出序列的波动。因此,有理由相信来自供给方面的持久冲击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Measurement Problems of Inflation Disaggregation

Why do the three quarterly GNP inflation measures differ so much when they are constructed from the same underlying price data? Algebraically and in tables using data of the second quarter of 1984, it is shown that these differences occur because of quarterly shift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ation's product. Disaggregation of the inflation contributions of the GNP components also makes it clear why, for quarterly analyses, the GNP chain price index is superior to both the implicit GNP deflator and the fixed-weight GNP price index. In particular, the implicit GNP deflator can give severely distorted inflation sign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