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及其型构策略

按滕尼斯的理解,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一群人共同生活,而且意味着这群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类型之一,道德共同体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类似于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则是"国家主义"的共同体。重构新的社会共同体,尤其是道德共同体,是当前我国社会现实提出的客观要求。当代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的特征是:道德人格的平等性、道德信仰的共同性、道德文化的继承性、道德价值的共识性、道德情感的依恋性、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性。建构道德共同体的策略主要应包括:建构利益认同机制,夯实道德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阶层的"道德领导力"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提升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感和道德自治能力;建立各种形式的"学习共同体"以提高共同体成员的"文明性能力"。     

论卢梭公意概念的四重内涵

公意是卢梭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具有四重内涵。在功利福利上,公意与私人利益相对立,是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即公共利益。在社会秩序上,公意是民情民意,立法者在立法之前必须首先考察民情民意。在理性意志上,公意与个体意志相对应,是指公共意志,是一个共同体内部,所有个体意志的共同部分、深层部分。公意是公共利益、民情民意、公共意志,这些都是抽象的,它必须通过法律来体现自己,因此法律就是公意的表达形式,是承载公意的具体载体。     

现代科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文化战略

现代科学的发展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为现代世界确立了一种知识权威性和价值权威性的绝对范式。但是在现代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灾难和危机亦同步相生,科学本身也因此而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基于"从实体性出发"的观点,不仅探求科学家的道德精神,而且反思科学共同体自身的伦理性与道德性,从而成为缓解危机的极具合理性的文化战略。     

论道德信念及其在"以德治国"中的作用

实施"以德治国"方略需要道德信念的支撑和推动;坚定道德信念,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内在保证、力量之源和终极目标.既要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信念;又要坚持道德信念问题上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统一,协调性和进取性的统一,确立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适应的内心信念."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治党".坚持用先进的共产主义道德信念教育全党,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也是"以德治国"的根本保证.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社会契约中的公民伦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伦理思想

公民伦理是相应于公民与其陌生他者相互之间交往关系的基本规范。在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语境中,人民主权亦或公意是卢梭公民伦理思想的基本方式。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其社会契约思想和公意观念的逻辑结果。由于公意概念的公共性,它比起人民主权概念的虚幻性来说显得更为具体“。公意”概念赋予了卢梭公民伦理思想以共同体的生命、意志及公共人格。因此公意概念,相较人民主权概念,更是卢梭公民伦理思想表现的基本方式。基于此,卢梭公民伦理思想的价值目标在道德高于利益的前提下,都可能地体现为“共同体的基本正义”。     

略论领袖的道德素质及公务员道德品质修养的实践依据

在社会发展中,领袖及公务员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占有和支配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因此,对领袖及公务员的道德素质进行伦理性的探索,将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领袖及公务员的政治伦理性质.在当代社会,尽管领袖具有最高的权力,公务员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实际力量,但是领袖和公务员的权力却不可随意滥用,对领袖和公务员的权力必须进行政治监督和道德限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务员.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和行为者,他们应该充分地体现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他们所构成的道德理想人格,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仆"人格.     

卢梭的公意等同于公共物品之谬误——曲解卢梭的私意

长期以来,关于卢梭的公意存在着广泛的争论,随着经济学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运用,人们试图把卢梭的公意理解为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但通过对卢梭文本的详细解读,我们发现把卢梭的公意理解为公共物品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阐释者把经济人的自利硬说成是卢梭的私意或个人意志.自然地,卢梭的公意就成为与"自利"相对立的公共物品.实际上,卢梭的私意并非经济人的自利,而是指一个自然人脱离政治共同体的倾向:卢梭的公意是指公民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形成的共同感.     

从"地下"到"地上"——传播视野中的朦胧诗

朦胧诗对现实的"介入"性,曾经给它带来了荣耀.但鉴于其边缘性话语的性质,它对权力的拆解却是有限的.本文认为,朦胧诗在从"地下"到"地上"的过程中,它在权力话语结构中的非常态的表达方式,实际上体现了为争取"合法化"的传播策略,具体表现为:以"民刊"为媒、用"叫喊"的方式放大音量、与非文学力量合流,共谋切入公共话语空间,等等.     

法律的"淫秽"标准与宪法判断——以《色·戒》案为视角

在对色情文学进行限制时,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都普遍运用了"淫秽"的标准.这个标准容易产生误导,导致道德执法的情形,侵犯了人们的道德自主权利和平等的权利.究其实质,这个标准代替了宪法的判断,是法官和立法者对立宪者权力的僭越.因此,对色情文学进行规范需要回归宪法判断本身,才能为建立科学的电影分级制度奠定合宪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