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兼论城市人口划分标准

<正> 十年改革对我国独特的城乡人口二元结构有所冲击,城镇人口增长较快,从而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如何判断目前城市化水平?看法不一。概括起来,主要可分为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过高估计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最近几年,许多人鉴于统计上造成的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过低,就把城镇市区农业人口、市辖县总人口,都算是城市人口,以此提高城市化水平,这是不应该的。如在《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93页上的统计,1982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仅为20.8%,只过了3     

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结构偏差

本文对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估算.在不同方法估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仅仅略微偏低正常值10%左右.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产业内部结构与世界同类国家相比,存在显著偏差.实证分析证明,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化产业结构严重偏差是由于近20年来,中国侧重发展小城市,小城市比重上升使服务业发展缺乏必要的市场空间.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城市效率,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     

是"郊区化"还是"城市化"?——关于北京城市发展阶段的讨论

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已普遍进入郊区化时期.文章对学者们最早提出的郊区化典型城市--北京作了详细讨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人口流动的主流是集中,人口分布的变化是市区人口调整,城市发展是市区地域扩张,因此,它应该属于城市化阶段而不是郊区化.文章阐述了城市从城市化到郊区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各区域的人口变动特征,认为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除个别城市,如上海市外,目前尚处于城市化阶段.     

弹性城市化与农民工反贫困：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

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支持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但在中国人口整体规模过大情况下,完全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或迫使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结果只能是贫困人口向城市的搬迁和聚集。较现实的方式是：长期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乡间往返流动模式．即弹性城市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有效地平衡了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化限制与农村低收入之间的矛盾,降低城市严重贫困化的风险。     

台湾城市聚落型态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正> 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全球范围正经历着一个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城市化过程。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城市化在世界上已形成了一种历史潮流,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发展尤为迅猛。台湾在这个潮流中,也经历着一个其特有的城市化过程。本文简要论述台湾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保留“进城失败农民”的返乡权

中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据人社部统计,201 3年全国进城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但2.69亿农民工远没有＂城市化＂,而是＂半城市化＂。所谓＂半城市化＂,是指农民工虽在城市打工,但却难以在城市长期安居。到了45岁左右,农民工开始感到精力不济,便重新回到农村,重拾农活。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政府开放城市户籍,进城农民享受市民待遇,就可以顺利城市化了。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浙江省人口城市化的现状、未来与对策

本文在全面分析“八五”期间浙江省城市化特点的基础上,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针对浙江城市化“水平滞后、规模偏小”及其他特殊情况,提出了尊重城市化的客观规律,消除城市化政策制度障碍,实行集中的与集约的城市化战略及一些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     

印度城市化状况、问题和对策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个人口大国,随着独立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1981年城市人口已达1.56亿,不仅远远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市人口数,而且也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在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问题也愈益严重,进而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印度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存在问题及政府的对策,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是大有裨益的.     

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

人类社会城市发展的历史已经有大约一万年了,但是作为人口向城市稳定的、持续不断的和加速集中的一个世界性过程,即世界的城市化,还是近二百多年以来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据估计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才2％,1900年是4％,1925年超过了20％,目前已超过40％。 世界各国各地区城市化过程的开始时间、发展速度和已达到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尼泊尔、卢旺达等极少数国家1979年的城镇人口比重才3％或4％,城市化刚刚起步,而英国早在本世纪初城镇人口比重就超过了70％,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虽然,人类未来的聚落形式和城市     

“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为例

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也包括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中村"是我国大城市扩张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阶段.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城中村"的出现,"城中村"土地、人口、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城市化特征.     

影响我国环境污染的人口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2003 ～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与以二氧化硫、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为衡量指标的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而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具有倒U形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会促进各污染物的排放,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则会显著抑制排污量;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有明显的滞后性,上一年度的城镇化率指标会造成下一年度的排污量变化,这种影响具有U形的特征,具体来看,在城镇化的初期由于规模效应会使得各污染物的人均排放有所减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排污量会相应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前期减少的程度.     

区域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变迁动态影响分析--基于甘肃省的VAR分析

区域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变迁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存在着动态关联影响。基于甘肃省200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甘肃省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变迁间的动态影响,并从空间上对二者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把握,得出甘肃省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是动态影响的,但产业结构变迁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强于城镇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措施建议。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arable soils and birth defect risks in Shanxi, China: a small area level geographic study

The burgeoning demand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ut pressure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entire country and hav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t times in areas far removed from cities themselves. Curr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soil, a common by-product of coal mining and other industrial activities, may be linked to risk of birth defects. We examine this hypothesis using small area level data including soil samples and detailed birth records from 2002 to 2004 from 97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a heavy coal-mining region. We find that soils containing arsenic, lead, and nickel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birth defects. In particular, we find a strong positive dose-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birth defects with lead, a moderate positive effect with arsenic, and a dose-dependent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nickel.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ostulated link between arsenic and lead and human birth defects, but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effects of nickel in this context.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基于灰色关联的我国人口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研究

本文从人口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及城市化水平的演进趋势入手,采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人口就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层次的提升对于我国人口就业结构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思考

随着长吉图先导区开发开放的深入进行,吉林省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在利好政策的注入下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何扬长避短地利用县域经济来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成为新时期县域发展的新要求。吉林省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新思路是:充分利用县域经济为城镇发展提供的产业优势,以县域的外向型经济来推进城镇化、以集聚型经济升级城镇化、以城乡结合的经济来逐步实现人口城镇化,通过县域经济集群式发展将所要求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充分协调,以实现推进城镇化发展的目的。     

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的特殊性分析

20世纪末期,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超过东北地区工业化水平,也超过全国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但目前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明显存在着城市现代化基础相对薄弱,工业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超前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象是我国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其特征表现为:从发展趋势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放缓;从国内外比较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城市化质量指标看,东北地区城市经济总量和城市竞争力相对较低。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虚高问题,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乃至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并认真加以解决。     

吉林省四平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变动与产业结构、土地利用变动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多种统计方法,运用人口变动与产业结构演变和土地利用互动的作用机理,对四平市进行了整体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三率”分析表明四平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2)用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对比分析表明四平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变动的职业转移相对落后于空间转移;(3)通过多因素分析表明四平城市化非经济拉动,而是建制镇数量增加和其规模扩大所致;(4)通过土地利用现状和潜力分析表明四平城市建设与农村住宅“双重”蚕食耕地,加剧了人地矛盾;(5)今后四平应以农村产业化拉动人口职业转移,挖掘土地潜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国际生产分工、环境规治与中国工业污染：--基于联立方程模型GMM估计方法的经验研究

基于环境政策内生模型，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应用GMM估算方法，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指标，就国际分工、环境规治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生产分工有助于清洁生产技术在我国的推广使用，从而技术效应对于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有积极作用。同时，国际生产分工使得我国产业结构陷入低端过度制造业的陷阱，从而促进了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我国环境管理机构采取的税收政策和污染治理措施，都有助于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由于排污费过低，未能有效增加排污成本，使得污染治理效应高于环境税收效应。因此，促进产业服务业化，提高在国际生产分工地位，加强排污税收力度，是减少我国工业污染的关键。     

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量化测度的思考——兼评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通过分析工业化和城市化及二者关系的现行衡量指标和判断标准,提出评价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状况,应以城镇人口比重、工业就业比重为衡量指标,以IU比为评价标准,并据此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及现实进程做了实际测量和理论分析。     

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湖南省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出发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计量经济方法对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对于产业结构具有长期效应。产值结构上表现为城市化对第一产业具有持久的负向影响,但对第二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对第一产业有着长期的负向效应,对第三产业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但与第二产业长期关系不显著。整体来看,城市化在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