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整合

"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应该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命题与努力方向其实是来源于对这两种调查方法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对目前我国社会学界所做出的多种尝试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之间是一种组合,而不是结合,而且也无法结合,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由定性研究来整合定量研究,而不是相反.     

商品"价值"问题的"元"考察——以威廉·配第为个案并与亚里士多德作比较

劳动价值论(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包含了"问题"与"答案"两个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评价,往往只是停留在作为"答案"的"劳动"方面,而对作为"问题"的"价值"方面则没能给以充分关注和讨论.从威廉·配第对商品价值问题的探索来看,商品价值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量"的"相等性"背后的"质"的"等同性"问题,劳动价值论把这种质的等同性归结为"抽象劳动",而不是其他如"生产要素"或"边际效用".在价值学说史上,配第从"劳动"出发正确地回答了商品价值问题,而亚里士多德则正确地揭示了价值"问题"本身,彰显了经济学价值问题的哲学认识论意义.     

"综合"、"折中"与经济学的创新——以约·斯·穆勒、阿·马歇尔和保罗·萨缪尔逊为例

"综合"、"折中"是经济学家构建自己新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以经济学说史上三次经济学重大综合的代表人物——约.斯.穆勒、阿.马歇尔和保罗.萨缪尔逊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可以发现,将前人的各种学说进行"综合",并不是简单混合,而是可发展出新理论;将前人不同甚至对立的学说进行"折中",并不是调和矛盾,而是可实现理论创新。     

信息网络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崛起

吴元梁研究员认为,只有既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利益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功能性社会结构的影响,我们才能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的判断.丰子义教授指出,应从纵、横两个维度看待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待社会形态,用"普照之光"看待社会形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潮流来看待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陈新夏教授强调,时代背景的变化,特别要求在研究模式上超越对社会形态单一的理解,承认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应以当今的时代特征为参照,对经济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层面的社会形态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释.叶险明教授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展的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五形态论",而不是要抛弃"五形态论",试图用"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等来代替作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主体的"五形态论"是不妥当的.肖峰教授从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相整合的视角,分析了当代社会形态中的"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问题.孙伟平副研究员指出,由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当代社会形态的外延与内涵都正在发生某种变迁,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变.     

社区理论的研究理路与"中国局限"

社区理论发端于西方.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常见有两个社区定义,即"一种关系类型"和"一种地域社会".这两种定义代表着西方学界研究社区的不同理论脉络.中国的社区理论充分体现着西方学界的影响力,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社区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但也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主要体现为研究理论的机械性、调查内容的肤浅性、研究目的的功利性、研究方法的单调性.因此,提升中国社区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和使命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形态问题的再思考

吴元梁研究员认为,只有既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利益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功能性社会结构的影响,我们才能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的判断.丰子义教授指出,应从纵、横两个维度看待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待社会形态,用"普照之光"看待社会形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潮流来看待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陈新夏教授强调,时代背景的变化,特别要求在研究模式上超越对社会形态单一的理解,承认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应以当今的时代特征为参照,对经济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层面的社会形态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释.叶险明教授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展的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五形态论",而不是要抛弃"五形态论",试图用"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等来代替作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主体的"五形态论"是不妥当的.肖峰教授从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相整合的视角,分析了当代社会形态中的"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问题.孙伟平副研究员指出,由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当代社会形态的外延与内涵都正在发生某种变迁,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变.     

该怎么拯救你 "一分名钟先生"

早泄,是一个十分不中听的字眼,让多少人为之叹息.究竟多"早"才是真的"早"呢?这可是个医学界尚未确定最终答案的问题.现在普遍认定的早泄定义,是指勃起的阴茎还未来得及进入阴道或进入阴道不足1分钟就射精了.如果不幸成为或遭遇"一分钟先生",一夜恩爱,毁于顷刻,又恨又爱,惆怅满怀,是两个人的无奈和痛苦.下面,就让我们和专家一起,通过几个经典镜头来共同寻觅拯救"一分钟先生"的方案.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一、为什么说是一场政治论战应该讲,单纯将这场争论看作是以李大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     

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从清水茂的《乐府"行"的本义》说起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主要看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作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和中国学者李庆可以作为引申猜想式研究的典型代表,但这种研究背离了"以实物为证"、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以对汉乐府"行"的本义的阐释为例,假如没有可信的经典文献或出土文献记载作证据,就不能凭推测认定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而应该遵循<宋书>和<晋书>记载的定义:"'行者',曲也.""行"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中国问题"

在唯物史观视阈,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属于自己的"总问题".如果说"资本统治"属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那么,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则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中国总问题".哲学作为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们要有深邃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破解"中国问题".     

从"中央地方关系"到"政府间纵向关系"——代表性观点与理论趋势

"中央地方关系"与"政府间纵向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依据"研究主题"和"研究层面"构成的二维分析框架,可以总结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和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中的17种代表性观点.纵观这些代表性观点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从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向政府闻纵向关系研究的理论转变.     

坚持对资本及其文明化考察的生产关系维度

我对资本理论近来没有作多少研究,但是很关心.起因是在一次经济伦理的讨论会上,有一位同仁,提出了"要发展就要依靠资本而不是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是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是依靠弱势"的论点.     

社会科学的"脱价值化"及"价值中立"问题

社会科学的"脱价值化"及"价值中立"问题,是一个与社会科学观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迄今仍然众说纷呈且歧义丛生的话题.以自然科学为典范塑造社会科学,否定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或事实特性,是支撑"脱价值化"主张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并不具有可普遍化的公理意义,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之外,虽说拒绝"脱价值化"的具体思路往往不同,但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了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价值知识的可能性.实证论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与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并非同一个概念,前者派生于社会科学的"脱价值化",后者立足于社会科学的"价值关联",韦伯并未主张把价值问题从社会科学领域中排除出去,他所说的"价值中立"可解读为"评价中立",意在强调社会科学家应"不作评价"地进行研究,以便遵从科学本身的要求即在事实和理性的引导之下得出客观的结论.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应该"价值中立",而在于"价值中立"在何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能的.     

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纠结——一个以霍尔和莫利为中心的研究

英国文化研究原初是一项国内的事业,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议题迅速国际化.霍尔开始高频率地谈论身份、混杂、新族性、英国性、全球化;莫利的话题也从国内的"积极受众"转向了"全球媒介、电子图景、文化疆界"等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的课题.于是,也就有了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相遇.由于传统上"文化帝国主义"不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大主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得到学界认真的梳理.以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家霍尔和莫利为中心,建构"文化帝国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可以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某种可能的借鉴.     

关于认识主体问题的思考

我仅就认识主体问题,谈几点认识,和大家讨论、研究。 1.什么是认识主体?它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这是讨论问题时,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河题。毫无疑问,认识主体,存在着它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集中的表现在它所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上边:即究竟谁在认识?我们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是人在认识。不是机器在认识;也不是人和机器联合在认识。这就是说,我们认为认识的主体是人,而非其     

信息的价值问题与价值论信息主义

信息的价值问题可以从信息的有用性和信息对不同群体的利益偏向性两个方面去加以分析.主要源于信息价值的第一种含义,当信息的价值被过度强调时.就会导致"价值论信息主义",它是一种从"有用性"上对信息的崇拜和"信息万能论".     

经"可然"推"应然"

以往解决"休谟问题"的各种推导方法都不是普遍有效的.这启示我们,与其探索"实然"与"应然"间还无从定性的关系,不如从"应然"开始,探索蕴涵"应然问题"的必然前提.经分析,"应然问题"的充要条件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可然",而"实然"则只是部分"应然问题"的间接前提.在逻辑上我们可以做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但在实践层面只适宜从需要解决的"应然问题"开始推导"应然".这个推导过程的关键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     

无"是"即无传统逻辑:"是"的僭妄——答王路先生

无"是"即无传统逻辑,这是从王路先生的"是"即传统逻辑的核心等观点必然得出的错误结论."是"既不是传统逻辑的研究对象,又不是传统逻辑的逻辑常项,而只是组成三段论的逻辑常项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语言要素,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把亚里士多德逻辑王国中一个如此卑微的"是",崇拜为传统逻辑的"核心",只不过见证了"是"的僭妄.     

评周相录的"逻辑"与"利刃"说

是否舍乎逻辑,要考察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否更合理或更接近真实的面貌.周相录认为"<(长恨)歌>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利刃"说,无视公元9世纪的社会环境与白居易忠于皇室的主观因素及<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艺术逻辑.周相录指责<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有情"婉讽主题不合"逻辑",主要指责是,把"<长恨歌传>版本考略"放在综述部分讽谕说后面有问题,综述部分分类不合"逻辑",在介绍讽谕说、爱情说的时候涉及到双重、多重主题说等,本文针时这些指责进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