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经营者激励监控机制分析

日本特有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与企业治理模式,共同决定了经营者的激励监控机制。日本企业在选拔方面的经历至上已逐渐为能力主义所替代,资格制和招聘制的推行,增强了竞争性和公平性,激发了员工的进取精神并形成竞争激励监控机制。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营者成为日本企业利益共同体的代表,经营者享有企业高度的控制权。而年功序列的薪酬制度对经营者产生了长期的激励监控作用,内部劳动力市场与人力资本高度的专用性对经营者发挥着长期激励监控功能。     

论企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

企业的财务治理不仅是一种管理方式,而且是一种管理活动,它的核心内容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财务治理权与企业的所有权密切相关,随着企业所有权主体的演进,财务治理权的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股份制的企业中,出资人、银行、政府、经营者和员工非均衡地享有财务治理权。     

天津社保基金银行账户实现网上监控

随着社保事业的发展,社保基金收支规模持续增长,结余逐年增加。为确保基金安全,天津社保中心创新监管模式,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利用银行账户网上监控系统,实现风险自动暴露,提升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水平,基金安全得到了有效维护。银行账户网上监控系统,依托升级改造后的财务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利用专线与服务银行网上银行系统无缝衔接,实现对社保账户资金收支流转动态的实时监控,提     

新时期的新型经济模式——集先进文化、高资本、高科技及产业经济一体化

新时期的新型经济模式,是指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的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为:它必须以价值含量高且能创出高经济效益的高科技产业为基础,构成当代经济结构中的主体,并在当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作用;这种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体构成的当代新型经济模式,不仅是多种要素合理组合的有机整体,其内在核心更是一种以创新文化为特征的先进文化.无论是由过去已有的老牌高技术企业演化为当代的高科技企业并形成的产业,还是由当代新崛起的高科技企业及其形成的产业,都是在创新文化的孕育及引导下形成并成长起来的,成为集先进文化、高资本、高科技及其产业经济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形态.     

构建企业财务战略新视角

金融危机背景下,经营环境的复杂化和竞争的全球化,给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企业财务战略目标也日趋多元化。生命周期理论、价值链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财务战略构建的要求各有不同,企业财务战略的构建要符合复杂环境的要求,要整合多种理论方法而不是构建在单一的理论基础上,要注重企业对财务管理环境的动态调整能力,要强调动态分析,要能够指导财务决策的制定,要丰富财务分析的变量指标体系,要在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将企业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根据企业、产品、产业的不同周期确定时间,整合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围绕企业核心能力的构建进行空间定位,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问题探究

行政主体义务对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及公民合法权益保护、公共利益的维护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实践中,在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立法模式主导下,行政主体的义务与权力配置失衡、义务设定总量不足、义务设置流于形式、设置模式单一等问题日益凸显.结果表明,行政主体义务设定往往被虚化、淡化,使得行政主体义务变得扑朔迷离,而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则过度膨胀.只有采取义务先定、权力后置,建立开放发展的义务体系,义务与责任切实对接,并建立以法定模式为主,意定模式为辅的多元化的义务设定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主体义务设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消极后果.     

我国中小企业集合债融资和新型担保模式设计

作为我国中小企业债务融资的积极探索的主要方式,中小企业集合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是中小企业债务担保问题。目前国内集合债已有的担保模式有三种:银行再担保模式——深圳及中关村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大型企业担保模式——大连模式;担保公司集合担保模式——河南模式。结合中小企业集合债的特点设计集合债新型担保模式,即上下游大型企业提供一级担保,若干担保公司集合提供二级担保,地方政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对担保公司提供支持的多级担保模式。     

浅谈企业财务风险及防范

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环节,在经营活动中要时刻警惕和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确保财务安全。     

BOT模式软化下无居民海岛开发的实证分析

无居民海岛开发与管理采用建设—经营—移交（BOT）模式,不但丰富和发展了BOT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促进了无居民海岛开发与管理的多元化和灵活化。马尔代夫无居民海岛开发的实践表明,通过在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内资介入等若干不同进路来实现BOT模式是可行的。基于无居民海岛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法律属性的认知,我国无居民海岛BOT模式软化视野下的融资法律机制,是BOT模式软化趋势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本文通过融资契约模型的解读,提出BOT模式软化下的融资机制——构建政府补贴和保证金的有机融合模式。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依据及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的稀缺资源,是企业剩余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企业风险的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参与对企业剩余的分配,是遵循以人为本管理规律的具体体现,也是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途径。我国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模式主要有年薪制、股票期权制、员工持股制等,但由于起步晚、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等,还需要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强化约束激励机制,更好地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搁置外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外交理念新探索

所谓搁置外交是指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进程中,对一些历史遗留的、在近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去解决的一种外交方法和策略。搁置外交策略不是缓兵之计,更不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它是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谋求矛盾的和解,谋求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搁置外交不仅对中国在处理周边问题特别是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他国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重谈孟浩然

长期以来,孟浩然一直被人们视为“隐士”和“隐逸诗人”,但其实,孟浩然深受盛唐时代风气的影响,一生都怀有强烈的入世意愿,至死不曾放弃仕宦之想,与所谓的“隐士”、“清高”颇有距离。而学术界之所以延续这一观念,或许与长期以来习用的研究观念和价值标准有关,其实不符合孟浩然诗歌及人格风貌之实际。     

论以人为本的双重意义

总体来讲,目前关于以人为本的研究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多停留在对“以人为本”的本义的解读上,没有进一步从哲学角度深入挖掘作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哲学理念和方法论意义;二是多从科学发展观角度与政策层面看待以人为本,从哲学角度理解以人为本显得不足;三是未能辩证理解与处理以人为本所涉及的一些根本关系,要么夸大以人为本,要么排斥以人为本;四是多看到以人为本的单方面的意义,对以人为本的双重意义研究不够。就是说多注重以人为本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贫困群体、确立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     

政治伦理中的治疗型智慧--一个比较研究

政治伦理正日益成为当代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学术界目前的一般倾向是认为现实主义的伦理思路应当是公共伦理建构的主要指南.但是,超越型的或治疗型的思路也可以在公共的或制度的伦理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于东西方这方面的智慧资源,主要是希腊的和儒家的有关学说进行了探讨.     

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

目前的政府体制需要改革,职能需要转变,建设成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现代政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审批范围失控、收费和罚款过滥、政府本位利益和被期望职能缺失、体制交叉繁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具有的职能与责任不同,但都必须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     

对非国有企业健康发展问题的思考

现阶段我国非国有企业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价值规律依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着调节作用。资本、技术、无形资产作为生产力要素参与分配是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技术、无形资产与劳动结合向社会提供商品、就业、税金并承担一定义务 ,应给予其市场主体地位 ,宽松发展环境、有力法制保障和平等政治待遇 ,规范其经营 ,使之健康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反邪教斗争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达到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安宁的基础性工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反邪教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邪教的存在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格格不入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反邪教斗争的特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旋律中夺取反邪教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法治政府的本体追问与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的应然形态和本体面貌需要我们无休止地追问。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机构是依据体现广大人民意志、意愿和民主、公平、正义的法律而设立的政府,政府的运作,包括政府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政府行为都合法、合理、规范,法治政府是以良法之治、政府受法律控制、保障公民权利、控权护权统一、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为价值取向的政府。法治政府无疑应该是体现实质正义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应然图景需要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大胆描绘。     

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