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武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武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公民身份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思考——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

公民身份理论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并有助于形成一种政治发展理论的中国话语。它不仅能够从其权利发展维度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历史性的分析,也能够从其参与行动维度对政治发展动力予以逻辑性的分析,实现历史与逻辑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公民身份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体现为民主政治与民生政治的双向互动,选择的是市场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相互交叉选择性演进的发展次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机制体现为体制内外的双向作用:公民身份作为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形成政治发展的体制内动力;公民身份作为公民呈现的参与行动形成政治发展的体制外动力。     

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关键词：公民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     

论和谐社会公民身份的伦理向度

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情势下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企业公民——企业伦理,生态公民——生态伦理,网络公民——网络伦理作为公民身份与公民伦理可能的三个重要面向,其认同、建构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涉到公民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转。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基于自身独特的处境及语境,在培育和发展具有生态文明精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伦理的努力中,使其自身不断得到确证、发展和成熟,最终达至社会生态的整体和谐。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的内部张力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弱势群体基本的人文关怀,但是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些张力贯穿在公民教育整个过程中。具体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内部在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文化之间、异质性取向的民族身份与同质性取向的公民身份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诉求与政治诉求之间等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

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理念,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公民概念。在西方,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理论中,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都是城邦,这是一个点状的政治共同体。不过,至少从尧舜开始,自觉的中国就呈现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形态和公民身份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着多中心、多层级的公共生活单元;所有人在不同层级上参与公共生活,多少都具有公民性;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君子或者儒家士君子的公民身份是多层次和可扩展的,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这一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的地方性概念和理论,发展更为普遍的共同体、公共生活和公民理论。     

追求公共善：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

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以及对行为后果的承担。当代西方公民责任研究的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西方公民理论家无论主张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公民资格都承认良好的公民素质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都对公民责任持肯定态度。现实原因则既是政治话语自然递进的结果、是民主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过度强调的权利的修正。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其一,公民责任是公民维护民主政治的义务;其二,公民责任被视为公民美德的体现;其三,公民的核心责任是政治参与;培养公民责任具有多种途径等等。     

政治均衡视域中的公民参政均衡

公民均衡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是公民法律平等体现和我国政治均衡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均衡参政的制度特别是机制建设,构建公民利益均衡表达的政治格局,已成为我国实行公民有序参政,实现政治现代化发展以至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公民身份视野下中国底层阶级的形成

当前中国出现一种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是何种机制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检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对之做出解释。公民身份是一个同时包含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复合概念。公民身份的排斥性是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现行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下遭遇诸多排斥,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排斥。这些排斥机制造成相关社会层级的权利贫困和身份地位的底层化。公民身份的内在排斥性与国家的控制性思维紧密关联,只有改变政治控制思维以及以之相连的排斥性公民身份,才能遏制由制度排斥性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     

解读公民文化概念

公民文化是基于公民这一政治概念而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公民文化是一国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生活及政治现象的总体认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仅指国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是指一国公民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认同和信仰。     

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到逆向文化策略——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观探微

文化身份长期被视为固定不变的本质。然而,斯图亚特·霍尔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出发,对"正统"文化身份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质询。霍尔以微观话语视角切入文化身份议题,揭示了宰制性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话语对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文化身份压制和剥夺的实质,对意识形态的霸权微观机制给出了新的批判维度。与此同时,霍尔还致力于逆向文化策略的探索,以期通过话语斗争夺回文化身份署名权,力图实现文化身份被压制后的重返。当今,后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文化身份焦虑问题愈发凸显,霍尔的文化身份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回应,为"反抗霸权阶级及其盟友"的压迫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工具,对其深入阐析有助于推动文化身份问题的中国省思。     

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

要理解一国的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战略文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视角。近年来日本以选择冲突型战略文化为背景,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总体呈进攻性的特征。这种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形势下重构的结果。国家对身份的自我建构是推动战略文化重塑的重要机制。日本政治精英正是在历经冷战以来三个阶段持续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与自我建构的身份规范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情感选择两个维度的传导作用,实现了对战略文化的重构。由于所建构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角色身份指向,基于其固有的显著性,日本战略文化的转型必然以冲突型为依归。环境认知、政治程序、联盟结构等三个层面的变化表明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已在日本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当代价值

在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大行其道的今天,强调自由、参与、共和与美德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对于克服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孤立原子主义与激进个人主义、政治市场化与公民的消费者形象、弱势民主与"温和的"专制主义等弊病,对于培养造就"好公民"、促进民主良性运转和提高制度改革绩效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当然,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和挑战,需要认真面对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或化解.     

中国身份体系de变化趋势

在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发生,那就是由传统的身份社会、级别社会向现代职业社会迈进。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等级身份不复存在。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非正式身份”的人依然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享受着种种由国家政策规定的某些特殊权利,在实际上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等级群体。例如户籍身份、干群身份、固定工、临时工身份等。在以往相当长的一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论环境智能的传播模式及其对公民身份的影响

作为信息传播技术的一种新兴总体范式,环境智能的重大创举是把日常生活再造为“实世环境智能系统”传播模式,借此影响由公民包容、公民教育、公民参与这三类实践组成的公民身份,衍生基于环辅型生活方式的公民包容、泛在学习环境中的空间公民教育、环治术助推的公民参与。理想状态下,该变革可使民事行为能力受限者免遭社会排斥,用地理媒介提升全民素养,让公民能自由且不失科学引导地求索发展目标。但日常生活的高度技术化或将制造并驱逐大量边缘人,催生数字商民和实世环境茧房内的“快乐公民”,令公民参与充满盲情、偏见动员和“被同意”。上述风险在布局新基建的中国兼具可能性与特殊性,应警惕技术解决主义,以保卫公民身份之健全。     

政治社会化视阈中的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社会化”具有双向维度,它是指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包含政治系统主客体之间两个运动过程的辩证统一.在终极意义上,政治社会化指向于公共人格与公民政治的生成.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中西方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两种重要方式.二者在依存的社会语境、教育的内容、教育对象的范围、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通过审视二者的关系,结合中国的实际语境,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主动吸纳公民教育的合理部分,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培育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