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环境主义研究

印度的环境主义萌芽于20世纪初，完整意义上的环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尽管印度学者对环境主义的研究各有其侧重点，但整体来说仍然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印度的环境主义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独树一帜。     

西方电视研究的理论进路

西方电视研究几乎与电视业的诞生同步开始,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实践层、制度层和理论层。其中成果数量最多、最重要的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以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的变迁为划分依据,西方电视理论层面的研究迄今已走过三个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验学派的功能分析阶段;二是20世纪70～80年代欧洲批判学派的文化研究阶段;三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全球化阶段。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西方电视研究开始进入一个转型期,在全球化理论与现实的推动下,电视研究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层面。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从微观基础研究到宏观基础研究:后瓦尔拉斯主义的兴起

宏微观经济学经历了三次融合.在微观基础研究中,新古典主义把预期形成机制理论作为连接宏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而新凯恩斯主义则通过工资-价格粘性的原因解释和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分析来构建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他们关于代表性主体、理性、均衡以及协调问题的观点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早在宏微观经济学分立之初,凯恩斯对这一问题就有所关注,西蒙开创性地提出了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满意决策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则从制度上来研究宏观基础,其协调失灵学派还提出了协调失灵理论.对宏观基础进行系统研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瓦尔拉斯主义,其学者指出,具有有限理性的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经济系统方程具有多重均衡解,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但宏观制度的协调功能会使经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论制度学派的学术影响

制度学派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它所强调的制度分析、演进观念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都已结出了累累硕果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制度学派的学术影响 ,二者在制度分析、交易成本概念、权力分析、企业组织和制度变迁研究等方面 ,具有理论继承关系 ,因此不能忽视制度学派的学术影响。并且根据已有的迹象和趋势 ,可以预言随着经济学的融合 ,制度学派也可以进入主流经济学之例     

奥地利学派环境经济学研究

奥地利学派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不同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环境理论的新型环境经济学说。该体系可以归纳成环境成因的人际冲突论、自然资源商品创造论、环境干预无效论、市场环保论、环境产权论等。奥地利学派环境经济学既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一理论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危机

现在谈论西方经济学的危机已经不是时髦话题了。无疑经济学正经历一个发展中的“非常时期”。70年代以来,大量失业和加速度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两难局面,使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以及它们的“综合”——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深刻的危机。早在60年代,主流经济学就已经受到来自左的(新剑桥学派)和右的(货币主义)的强大攻势,但是,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没有一个派别可以稳操胜券。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使得制度学派迅速复兴     

市场作用与国家干预理论的历史回顾

本文试图对西方国家500年来市场的作用与国家干预作一个概略性回顾,为深入研究市场理论提供一些政治和经济的历史背景材料,以便更好地把握市场失败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更准确地理解该理论的思想内涵。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讨论,如果说始于15世纪末出现的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的话,那么,迄今为止,它已经历了大约5个多世纪了,其基本演变过程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时期,它在西欧主要国家流行了约3个世纪之久。第二阶段:主张自由放任的斯密时代,它统治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学领域一个多世纪,直到本世纪30年代。第三阶段: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政策的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理论及其批评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始,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陷入低潮。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研究再次兴起。经济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及民主自由主义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安全思想的三大学派:经济依存安全论、国际制度安全论与民主安全论。经济依存安全论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实际上,国际相互依赖也可能招致冲突与战争。国际制度安全论是在相互依存安全论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国际制度有时也成为为少数大国谋利的工具。民主安全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     

新制度主义： 理论评述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

制度研究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在20世纪70年代，组织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本文系统回顾了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新制度主义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进行评述。     

比较制度主义：历史、特征与价值评析

制度研究历来是政治学领域的重心，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学界对制度研究的重新关注。在制度研究被遗忘的行为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比较制度主义学派坚守着制度研究的理念。他们对于制度的研究融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构建了比较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制度主义强调“比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注重制度的结构性差异，尝试打开制度“黑箱”,寻求发展可测试的制度理论。偏重经验的制度分析以及对制度科学化的关注使比较制度主义学派研究成果颇具学术影响力。对比较制度主义的历时考察与特征分析，将有助于发掘新的制度主义演进脉络，丰富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推进制度研究的理论化进程。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环境伦理学视域中的国际环境治理

主权国家缺乏环境伦理是当前国际环境治理困境的伦理价值根源。国际环境治理的世界主义诉求需要具有整体主义和强制性理论特质的环境伦理。维持地球生命力和环境正义是国际环境治理的两条基本环境伦理原则。在实践中,环境伦理推动国际环境治理的"路线图"由国际环保组织建立、伦理理念传播普及、伦理规范制度化和自觉践行伦理规范这样四个阶段构成。中国在践行环境伦理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中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传统与创新

财政联邦主义是当前公共财政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自从50年之前,蒂布特模型将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置于财政联邦制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就作为矫正市场和政府失灵、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成为分权国家的制度选择.特别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在经济转轨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掀起的以分权为主的改革,促进了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新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财政学为视角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西方新发展主义理论述评

新发展主义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最新理论思潮。新发展主义的提出是对过去40年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主义的理论反拨 ,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对发展研究领域的“理性”、“进步”等主流发展概念的文化批判。新发展主义倡导多元文化主义 ,要求尊重文化差异 ,主张发展中国家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类发展道路     

现代西方经济周期与经济学说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危机,凯恩斯掀起了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革命".五六十年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实施,导致了新的危机--通货膨胀危机,70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悄然退场,各色"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度回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高失业率和生产停滞重新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要经济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派"应运而生.经济学上的危机、革命和综合,是西方现代经济运行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 嵌入性与"失准"的精准扶贫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从合法性、嵌入性研究精准扶贫的失准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反思和超越,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先后经历制度扩散和制度落实两个阶段,前者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后者则会遭遇嵌入性挑战。具体而言,在制度扩散过程中,会面临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精准扶贫形式化,以及观念—认知限定与精准扶贫主体失位两种合法性困境;在制度落实过程中,会遭遇制度场域限定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难题、政府主导与市场和社会机制缺失、利益群体分化与精准扶贫负面强化效应等三类嵌入性挑战。     

生态主义与德国"绿色政治"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的萌生和扩散有其社会背景和现实动因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的壮大、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造成这种理念的扩散的背景因素。同时必须看到,在联邦德国,这种理念在70年代以后外化成一股强大的绿色政治潮流,对德国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新韦伯主义”教育观概述

“新韦伯主义”学派为西方社会学中冲突论学派的分支,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起构成70年代以来冲突论学派的两大基本阵营。50年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侧重功能主义;进入60年代,冲突论学派因更能解释社会和教育的变化而取而代之。冲突论的开山鼻祖,在西方被确认为马克思和韦伯。这一学派共同采用冲突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70年代初,这一学派逐渐分化,始形成“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两大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偏重以社会政治、阶级结构的观点看待教育的作用,而“新韦伯主义”的出现则是对“新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