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一座民营博物馆的诞生

论文采用个人生活史的方法,以一座民营博物馆诞生历程为案例,对流动社会中地方精英的生成过程与特征进行分析。论文认为,当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流动性为外来者进入地方社会,并成长为地方精英提供了社会文化“场域”。流动社会的开放性特征也使得外来者具备调动各种“资本”、调整“惯习”,实现从“外来者”到“地方精英”转变的可能。然而,这一由外而内的地方精英的生成路径,存在着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困境。外来精英在依靠外部资本与权力成长为地方精英的同时,亦需在文化层面上强化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才能真正实现从外来精英到地方精英的转变。     

从"缺位"走向"归位"和"到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本轨迹初探

20世纪90年代后,地方政府治理问题已日益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本文从比较管理与治理角度切入,聚焦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发展过程,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从“缺位”走向“归位”和“到位”的基本轨迹,并对治理“到位”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 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     

"四姓"考释

“四姓”最初出现于东汉初年,指四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东汉末年,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出现及曹魏门阀制度的确立,“四姓”逐渐泛指一些地方大族,且终东晋南朝之世未变。自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始,“四姓”含义出现变化：一指孝文帝诏令规定的甲乙丙丁官方“四姓”,一指社会习惯意义上的“四姓”,后者一直持续到唐末。唐以后,士族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姓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只是在少量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其影响所及,不只限于中原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他国政权也有深远影响。     

客商与地方土著的冲突与调适——清初至太平天国前浔州府社会面貌探讨

对清代商人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及其如何影响地方历史进程的研究,需要发掘细致的地方材料加以阐释.地处广西中东部的浔州府是明代大藤峡“猺乱”核心区,也是清末太平天国起事地.18世纪广西浔州府河谷地带因应两广米粮贸易而迅速开发,大量粤东客商进入当地的活动,既改变了明代以土著“猺”、“獞”为主体的族群构成与认同,又成为引起地方经济开发的动力,更将珠江三角洲的士绅化和宗族化意识形态导入当地,深刻塑造了浔州府清初直至太平天国前的社会历史面貌.关于粤商在浔州府与地方力量的冲突与调适的探讨,有助于拓宽对所研究地域的社会面貌及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全面把握移民客商与地方土著的关系、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等命题必不可少的前提.     

关于"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分析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社会由非均衡走向新的动态均衡的必然,建设“和谐社会”既是通往新的动态均衡之路,又是有待实现的新的动态均衡的目标;和谐社会实现的过程应该是社会总效用最大化以及福利社会的构建过程,她是社会剩余共享的社会,但绝不是均享的社会;“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社会的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政府的权力还必须用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中,政府的文明程度和远见卓识对社会绩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自在人"假设与"养用分途"制度安排

对于“人”本质的认识,是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中国社会转型作为一种过程具有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存续的客观性,使身处文化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干部职工在社会角色定位上逐步由社会核心人员过渡为一种中性状态,他们既不是传统计划体制下完全意义上的“单位人”,又不是市场体制下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对这种中性状态的理论抽象就是“自在人”。建立在“自在人”假设基础上的聘任制和“养用分途”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策略是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有效途径。     

"文革"时期民间文学的文化阐释

“文革”时期受政治功利文化制约,权利文本文学缺失了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功能,蜕化为单纯的政治文化摹本、绝对权威话语的传声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经历了对主流文化从附应、怀疑到背离的三个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站在民性立场审视社会生活,不受权利政治的束缚还原生活影像,满足社会成员的审美需求,从而对“文革”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准确的阐释。     

对"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特色的思考

"社会工作"专业是我国近十年发展迅速的新兴专业.文章从广东工业大学新办的社会工作专业出发,探讨了适合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凸显广东特色与工大特色的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特点.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清代地方政府对“万里茶道”茶源地茶业的经营管理——以安化茶业碑刻资料为中心

安化茶区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地之一,茶叶远销我国西北、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茶业经营活动中,安化遗留了大量与茶业相关的碑刻资料,客观上反映了清代安化地方政府对茶业的管控情况。从现存碑刻资料看,安化地方政府在茶叶生产、运输、贸易和采办贡茶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试图构建在政府管控下的茶叶市场秩序,以保障茶叶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些措施对安化茶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社会动荡、管理者认识和能力缺陷等原因,茶业经营活动仍弊端丛生,违规经营屡禁不止,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社会大变局背景下基层社会管控能力的削弱与不足。     

新形势下广东解决失业问题的思路

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失业问题又会直接导致贫困的产生和恶化,间接引致社会保障工作问题。文章首先通过分析广东失业带来的问题,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探析了失业率下降的原因,然后通过对问题的分析研究,介绍广东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提出了现阶段的应对思路。     

广东成为中国农民运动中心的经济原因分析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大革命前后广东农民外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内受军阀、地方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等势力的压迫与剥削,经济状况十分恶劣,这是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根本原因。     

张闻天对土地革命时期“左”倾统一战线的修正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造成统战工作的混乱,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在实际工作中宣传和推行了"左"的政策.民族危机的加重和全国各阶层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张闻天,促使他在统一战线方面开始突破"左"的固定公式,注意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他自己负责和熟悉的宣传工作中,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提出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启示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深入分析了当时城邦出现动乱、内讧、政变等现象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提出了相应防范和救治的对策和方法,阐发了稳定城邦的基本原则,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稳定思想。在现时代背景下,凸显和挖掘亚里士多德关于社会稳定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维护社会稳定,防范社会风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两德统一与“社会伙伴关系”的东扩：1990-1992

＂社会伙伴关系＂是具有德国特色的劳资关系,包含了两种制度,即企业代表会制和集体合同制。两德统一后,联邦德国的＂社会伙伴关系＂迅速扩展到东部地区。这一进程一方面反映了东部地区社会转型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劳资关系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

在对明清以来中外语言接触的研究中,"通事"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交流媒介不可忽视.这些在16世纪至19世纪初担当广东沿海中外贸易和交涉事务的翻译人员有的来自民间,有的为官方指派.他们与后来同文馆、广方言馆科班毕业的"翻译官"不只是表面上称呼的不同,更反映出其时位居高官的朝廷大员是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学洋语的:由藐视"番人"、"鬼话"到被迫学洋语,识洋务,从对"通事"的不信任到对"翻译官"的竭力培养.同一个角色所处的地位经历的这种"自下到上"的巨大转变,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得作一研究.     

关于基层公务员与群众关系的调查研究——基于广东省的调查

近年来广东省频发恶性大规模群体事件,导致政府形象严重受影响,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非常不利。因此通过本次问卷调研,分析了当前干群关系的现状,得出总体平衡和谐,局部冲突的结论。并深入探究干群关系紧张矛盾的原因,指出干部的责任意识、公正执法意识不足及贪污腐败严重是其中最令群众痛心疾首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干群关系和谐的建议,以期加强和改善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