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题名“诗学”相关著作及其诗学史意义

元代题名“诗学”相关著作出现在宋、金以来“诗学为专门”的学术背景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讨论诗歌学问之“诗学”概念的生成和使用情况。由于其主要的生成场域是在诗歌教习中，因此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诗学”一词形成“有关诗歌所有学问”的内涵以及“开放性”的外延特征。同时，教习性质也促成元代这类著作采用汇编式的编撰形式，体现出综合性的诗学形态，不仅对明清此类著作影响甚大，也由此塑造了古代诗学服务面广，内容可以不断丰富，体系可以逐渐完备的品格。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能因这些著作内容和形式上的缺陷而忽视其实际的诗学史意义。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清閟阁雅集的品格与倪瓒的诗学观

倪瓒的清閟阁雅集与顾瑛的玉山雅集显示出诸多不同特点，诸如不追求盛大场面与轰动效应，雅集成员多为性情相投的知己好友，雅集内容多为清赏山水景致与论诗品画，雅集目的乃是为了获取朋友间的情感慰藉与审美愉悦，这与顾瑛玉山雅集的追求场面豪华与感官快适形成鲜明区别。清閟阁雅集的这种特点，是倪瓒坚持其个人操守与高雅艺术品格所决定的。如此的操守品格也决定了其诗学观念的内涵，即融“性情之正”与“冲淡闲逸”于一体，从而展现出“逸品上”的独特诗学品位。     

宋元之际的“方氏合族”与方回的诗歌宗派观

至元十八年方回与方逢辰的石峡书院之会，是淳歙地区方氏合族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双方浓厚的宗族观念。方回与方氏族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成为沟通淳歙方氏宗族的核心人物，其合族思想与诗学观念具有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他对宗族诗人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方干、方岳等“宗族诗派”的认同和标榜。其次，方回的“大宗”观念强调确立始祖和辨明源流，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他的“一祖三宗”说。不过“宗族”和“诗学”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毕竟不同，两者既在“格高”方面有所统一，但也体现了方回的江西诗学理想和方干、方岳所代表的晚唐诗学的矛盾。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俄国形式主义有两个基点:一是类比于语言学,从所谓“绝无争议的材料出发”,一是坚持诗学的艺术本质,于是对“词汇的艺术作品”的研究,乃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俄国形式主义所称理论诗学的研究是侧重在语音、韵律、词法、句法与词义这个方向上展开的;然而,即使在俄国形式主义共时态的理论诗学的范围中,也仍然有着历史观念的渗入。材料、程序、风格,这三个词大体构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最简括的基本的概念系统。俄国形式主义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两点主张:一是用形式消灭内容,二是将内容归结为形式。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怀特写作《元史学》与历史诗学理论的建构时期,《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是对“历史诗学”的补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主要关注历史叙事的话语问题,是“历史诗学”的发展。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后引起历史学界、文学界的批评,怀特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对其历史诗学理论也不断地补充、修正、发展,论文集《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就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     

朱光潜前期著述中的“有机体”与“有机观”考辨

“有机体”和“有机观”是朱光潜前期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两个概念，考察朱光潜前期著述中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最早是在1927年，最迟是在1944年，朱光潜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相当广泛，涵盖了政治观、社会观、人生观和艺术观等多个方面，稍显驳杂，但仍然可以梳理出朱光潜使用的两个维度：历史史实与认识指南。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朱光潜前期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位“现代学者”，而是一位“近代学者”。     

理学与诗学的契合——朱熹诗法观综论

朱熹将理学修养中“涵养须用敬”之涵养移位于诗学研究,提出习诗者要象涵泳经典一样涵泳诗意,将理学本体论与诗学工夫论联系起来。朱熹之诗法观是其理一分殊等理学思想在诗学问题上的反映,后世诗论正是在对朱熹诗法观扬弃的基础上开展了对诗法的进一步研究。     

论文体分类及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评说

朱广贤先生提出的“两门——八类——多体”的文章三级次分类新体系，是比较科学的文体分类法，理当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一分类法弘扬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于现当代文体研究的偏蔽无疑是个有力的冲击，亦可纠正我国现当代语文教育中文体分类的混乱状况，有利于现代写作学科的理论建设。朱广贤先生有关“文学作品门”和“实用文章门”本质、特征的论断，别开生面，但有语焉不详之憾，有些论断也未必尽然，因此彰显其说之真、弥补其说之不足，使之臻于完善，实属必要。     

《女人》《阿河》和《荷塘月色》里的“我”——兼论朱自清散文的“技术意识”

在朱自清的散文中，“我”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营构形态，而《女人》、《阿河》和《荷塘月色》里“我”又很特异，它们是一种叙述人设置，目的是为了在作者和文章内容之间起某种程度的屏障作用。这种叙述人设置充分体现了朱自清散文中的“技术意识”。     

“戏剧”、“抒情诗”与“叙事文学”——多维视角下的“比较诗学”研究

以全球性语境下的比较诗学意识和拓展维度为参照，从基础“文类”和“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厄尔·迈纳对比较诗学的阐释无疑便另具深刻意蕴．它势必对当下比较诗学研究建构体系中的得与失视境的探寻提供突破性的认识、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揭示此点的同时，旨在透过厄尔·迈纳对“文类”与“相对主义”两大概念进行暗合性的梳理、阐释和涵括。激发当下的中西比较诗学理论的汇通性拓展和开放性观照，显然对比较诗学的未来探讨有着重大的价值意义。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陈师道“换骨”说发微

宋代诗论中有两种“换骨”说,即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换骨”法和陈师道提出的“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论主张。前者源于佛禅话语,是以禅喻诗的著名诗论;后者出白道教内丹学说,是以仙道论诗的典型诗论。陈师道“换骨”说与黄庭坚“夺胎换骨”法截然不同,而与黄庭坚“学诗如学道”有联系,是指学诗的艺术修养过程,通过勤奋、艰苦的研习,最终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陈师道“换骨”说与内丹炼养有共通性,突出表现在勤奋苦修和养气静心两方面。“学诗如学仙”与“学诗如参禅”相辅相成,是宋代文学诗论中不可偏废的两翼。     

简论顾祖钊先生诗学体系的创构

顾祖钊的诗学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审美化语境下中国诗学意识自觉的一项创获,以三维整体观取代二元平面逻辑为中国现代诗学传统增添了新质。他的体系之基本要素是“艺术至境论”、“三元观念论”、“引进-超越论”,在“以中融西”的过程中“以中正西”,从而保存华夏诗学的文化同一性与独特个性。     

解救人生·美化社会·构建学术——论朱光潜“人生的艺术化”理论的三维支点

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理论是审美人生观的典型理论，解救人生面临的困境，改善和美化社会道德伦理，构建独立品格的学术体系是人生艺术化理论的三维支点。他试图通过这一理论的倡导，构建和谐的生活世界、社会范式和学术境界，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借鉴意义。     

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

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朱自清散文生动表现了扬州旅游文化、美食文化、风俗文化；扬州儒商文化精神的“儒雅”与“浮躁”影响朱自清人格的铸造；扬州美女文化与方言文化构成其散文特殊的审美机制，而使其散文成为“白话”美文的典范。     

论史铁生“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

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的文学叙事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跟风”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别具一格地形成了“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它在叙事的结构模式、文本形式、视角定位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面目，其背后的叙事动力就是“梦醒说梦”：“梦醒”就是“终极目的的缺席”：“说梦”就是“谎言虚设的在场”。在“梦醒”与“说梦”的二律背反中建构了史铁生的“过程即目的”的叙事悲歌，在实践理性上，既拯救了小写的“我”，更召唤了大写的“我们”，在当下的欲望化叙事和消费性叙事中奏响了清醒的“思想清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