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     

在“伟大”与“鄙俗”之间——论民初时期梁启超的文化心态

民初时期,梁启超是以一个思想家的身份从事政治实践的。其思想尽管始终未走上革命派的轨道,却体现出因时而变自我更新的精神和介于“伟大”与“鄙俗”之间的文化人格结构。     

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荒原”意象与鲁迅小说的文化心态

"荒原"意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艺术现象。这一现象表现着鲁迅的文化心态,即鲁迅在理性上倾向于新文化的价值立场,而在心理深处对传统文化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认同。以往的鲁迅研究认为"荒原"意象来自鲁迅作为新文化的觉醒者面对传统文化的包围所形成的孤独感,本文认为不仅如此,"荒原"意象还来自于鲁迅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袭者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失落的痛惜感以及鲁迅对于新、旧文化价值选择的独特认识。这种心态表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深刻性与独到性。     

面向“中国问题”的文化哲学——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危机与精神重建

面向“中国问题”的文化哲学研究理路,既是文化哲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现实生活世界的迫切需求.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精神传统断裂后产生了强烈的意义失落与无家可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加之缺乏启蒙诱发的深刻的主体理性意识,就容易在多元思潮中显得无所适从.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历史传承性、主观能动性和整体统一性为破解文化生活危机提供了契机.     

文化“精神还乡”的意蕴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 ,知识分子早年激进而晚年回归传统的“精神还乡”现象屡屡出现。一方面 ,还乡者在晚年所要皈依的只是传统的“理想性文化”,而对现代化的“实用性文化”却并不回绝 ,这就决定了另一方面 ,在理智上图存的坚定信念使还乡者接受了文化时代性 ,但在情感上 ,他们却更为认同文化的民族性 ,亦即作为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理想。实质上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在知识分子内心中的投影 ,文化“精神还乡”的实质亦不离于此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民族文化重建与后殖民理论的实践意义

后殖民理论是多种文化理论与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不仅是分析和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解析东西方政治文化关系,利于民族文化重建的理论方法。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中的理论实践,首先要“各美其美”,即重视民族文化重建,弘扬民族文化势在必行;其次要“关人之美”,即心系民族性的同时,积极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建立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新文化。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为例

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中引人瞩目的君王 ,在他执政之时 ,既有海清河晏的盛世景象 ,也有血雨腥风的战乱局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究其原因 ,当与其心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本土化:天朝心态的现代变型——由“顾彬事件”引起的文化反思

"顾彬事件"主要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交融的呈现。所谓的"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包括"中国问题中国方法"等等,往往参杂着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种天朝心态依次表现为:全面抵抗西方文化、"中体西用"和"特别国情"论;在当代文化之中,天朝心态则根植于新儒家文化之中,尤其寄生在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误读之中。     

“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破解:社会政策支持母亲就业的关键问题

从家务劳动社会化到21世纪之交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再到最近十多年来与家庭政策和儿童照顾政策相关的政策工具和内容,中国支持母亲就业的诸多社会政策建议隐含了对母亲就业问题的认识从单一的解放女性劳动力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再到工作与家庭平衡、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来,母亲被视为"理想照顾者"、男性被视为"理想工作者"的文化规则逐渐形成。支持母亲就业的支持政策要回应此性别文化规则带来的各种问题。对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促进女性就业的效果及其经验进行梳理,对两家企业在应对"理想工作者"文化规则方面的实践进行分析,从政策理念、政策内容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提出破解"理想工作者—理想照顾者"文化规则的途径。     

对传统艺术的解构与重建——试析齐白石的“衰年变法”

本文通过对齐白石“衰年变法”前后作品题材、绘画风格的比较,剖析了其“衰年变法”的社会、心理原因,论证了齐白石“衰年变法”是对传统中国画的解构与重建,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和隐含旧制度的解构与重建。这种艺术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征候和预兆,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不谋而合和本质的区别。     

论王船山“公天下”的社会理想——兼驳韦伯命题

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与批判,王船山描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其社会理想以"公天下"为思想核心,以"仁以厚其类则不私其权,义以正其纪则不妄于授"为理论论纲,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土地民有制的呼唤、财产民享制的追求和职位开放制的憧憬三个方面。土地民有、财产民享和职位开放等观念的提出是明清之际经济结构最直接的体现,是公私观念变化的结果,实为"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思想的理论先声。这些观念的公开提出揭开了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长期以来蒙着国家、家族的"公有"伦理的虚伪面纱,为早期私人产业及其利益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因此,准确地揭示王船山的社会理想可以有效地驳斥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观点。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     

迈向“人的社会形式”的社会主义——恩斯特·布洛赫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建

自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解体之后,重建社会主义理论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项迫切任务.当代社会主义理论重建的焦点在于,重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没有无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无民主的社会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全面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与社会乌托邦、社会主义与人权、社会主义与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重建社会主义理论,迈向马克思意义上"人的社会形式"的社会主义方面,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结构-构造理论层面、经济-社会层面、规范-乌托邦层面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发掘“耻感文化”——迈向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人文心态比较研究

本尼迪克特对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分虽影响广泛却颇受争议。通过思想史的追溯和发掘可以发现,这对概念在现代西方思想中既有变化也有延续。尤其是从德国精神分析到美国心理人类学,关注重心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罪感转向耻感,从西方儿童的耻感转向非西方社会的耻感文化,从强调耻感向罪感的纵向发展转变为对二者进行横向的跨文化比较。不过,耻感概念的基本意涵在流变中却得到了延续,它始终被视为缺乏自主性和道德性的社会性压力和恐惧。这种耻感意涵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美学者从罪感文化出发的文化无意识,相比之下,耻感在中国文化中则是深具道德性和自律性的美德。我们应在文化自觉的视野下比较耻感心态,从中国耻德文化的自觉出发,“化成”一种既“羞己之恶”又“美人之美”的“心态秩序”。     

从“私人”到“真正的个人”：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考察

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何以可能,既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变必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从人的生存状态转变的视域来看,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以“私人”向“真正的个人”的转变为前提,而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又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转变为前提。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重建个人所有制发展的必然性,为实现“私人”向“真正的个人”的转变以及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提供了根本思路。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推动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通过考察当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复杂规定性以及“私人”构成市民社会的深层逻辑,进而塑造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破除人的生存困境。     

社会文化因素对美国选举政治制度的影响——以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

2012年11月7日,贝拉克·奥巴马获得了选举人团中332张选举人票,成功赢得了美国总统连任.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的支持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成功当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作为影响民意的美国社会文化因素,如经济因素、文化精神、民族个性、社会价值观、大众传媒等多元要素,对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和选举政治及主流民意,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和导向性影响.因此,美国政治的存在方式和选举政治的形成特点,与美利坚文化中包容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实质有很大关联,并折射出多元开放的社会思维方式和民主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