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直是近年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也对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积极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论检察机关的侦查引导权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侦查和审判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从公诉活动的角度对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进行必要的引导,以保证案件质量,达到公诉目的,确有探讨之必要。在此须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是引导侦查而不是指挥,引导与指挥有本质的不同。指挥具有直接性,指挥者的主观意图体现在被指挥者的具体活动中,由此主导整个行为的过程,指挥者是行为责任的承担者;引导则不同,它只有间接性,是一种引领或规范,引导主体不直接参与,只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按法定要求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视和指正,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进行审查与规范,对侦查取证提出符合诉讼标准的要求,对整个侦查活动从方向上进行把握与控制,而不干涉具体的侦查行动,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则应提出纠正意见。     

略论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技术侦查章节,丰富和提高了侦查机关惩治犯罪的手段和能力。然而由于技术侦查本身的秘密性、技术性,其被滥用的危险时刻存在。唯有从侦查机关内部设立严密的技术侦查启动条件、适用原则以及严格的技侦对象、期间和具体种类,同时从外部落实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能,强化对技侦取证的调查核实权、意见建议权,合理利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对技术侦查内外兼修,实现技术侦查的法治化。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检察控制侦查模式研究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其内容含有控制之义,但控制权限不够,监督的方式具有片面性。考察国外检警关系模式,分析我国检警关系的现状和不足,针对我国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消极被动、监督缺乏强制力、提前介入缺乏规范性、强制监督不力等问题,提出以＂检察控制侦查＂的监督模式来重新建构我国的检警关系。     

论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际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运用中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从实体法、程序法方面加以限制,确立诱惑侦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更好维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从侦查监督角度分析我国的检警关系

检警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出发,比较研究我国检警关系之特点与不足,指出侦查监督不力不利于公正,以及检警配合不力影响效率等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从完善立法、充实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具体内容以及建立制度、积极开展引导侦察、取证等途径构建新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检警关系。     

秘密侦查所获证据材料证据能力分析

由秘密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如何使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很混乱.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并赋予其证据能力,同时建立证据排除规则,由此来决定通过秘密侦查行为所获非法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     

审视检察侦查强制措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贯彻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视域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应当立足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和侦查场（侦查过程中调查取证和强制措施的适用）之三元结构,围绕被追诉人司法处遇这一核心论题展开。严密侦查措施及配套系统和改良刑事强制措施系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     

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刍议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于某些重、特大犯罪案件的侦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性极易造成不良后果,使得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在借鉴美国的做法,考虑中国的侦查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明确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寻求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最佳平衡点。     

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刍议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于某些重、特大犯罪案件的侦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性极易造成不良后果,使得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在借鉴美国的做法,考虑中国的侦查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明确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寻求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最佳平衡点.     

论侦查阶段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刑事诉讼法修改和审判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及严要求。其中,非法证据排除是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司法改革的关键,但目前围绕非法证据排除展开的证据合法性审查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其应有的抑制非法取证、提升侦查取证质量的核心价值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从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本身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节约诉讼资源、改进侦查取证方法角度而言,应当充分激活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这一颇具我国特色的制度,为强化取证规范予以一定的动力之源。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机制,应包括审查主体、启动形式、操作程序、审查途径以及分类处置等要素。     

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实现刑事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我国现有的技术侦查立法及其制度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这是技术侦查在实践运作中弊端丛生的根源所在,我国应加快对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将其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属性

诱惑侦查具有风险性与效益性并存的特点;但只要受到合理规制,仍然具有法理正当性。诱惑侦查的风险性表现为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可能诱人犯罪、可能会冲击社会信用体系、可能导致警察滥权等;诱惑侦查的效益性表现为可以更为直接地发现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犯罪的社会危害、可以更加容易地抓获犯罪嫌疑人、可以更加有效地深挖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揭露和证实犯罪、可以产生额外的预防犯罪的效应;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表现在其包含的侵权行为、在其他情形下可能视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对尚未真正实施犯罪的对象采取主动性的侦查、可能引起司法伦理困境的欺骗、诱导策略具有一定的容许性。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职务犯罪侦查若干问题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始于侦查程序 ,在英美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侦查程序 ;即使在当今的大陆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判中心主义的作用甚小 ,对于侦查程序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 ,做到理论先行、立法规定、实践遵循 ,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侦查理念法治化探析

侦查理念是一个国家侦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侦查行为的灵魂,它引导、支配和决定着侦查活动,决定着侦查行为及侦查效果,是侦查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侦查理念存在一系列问题,它缺乏程序理念和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缺乏法律之上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法律监督理念,因此,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构建法治化的侦查理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隐匿身份侦查相关证据问题的域外考察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各国立法与实践,都概括性地认可了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取的证据的证据能力。但是,没有经过授权的隐匿身份侦查,其所获得证据,形同违法取得的证据,没有证据能力,这是绝对证据排除法则。对恣意授权、逾越授权和口头授权则必须区分对待。隐匿身份侦查秘密性与其他诉讼规则存在冲突与调和。隐匿身份侦查的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人员一般具有证人资格。国外司法对隐匿身份侦查所获得的物证、书证等证据都持较为宽松的态度。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被害人陈述一般不应具有证据资格。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证据能力主要考虑两个因素：身份伪装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隐匿身份侦查的具体手段是否对自由意志具有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