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孟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归属、传承谱系与近代命运

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在推崇孔子的同时,将孟子视为孔教的正统传人;在追溯孟子学术谱系的同时,抬高孟子的地位。这是康有为推崇孔教的需要,也奠定了孟子在近代的命运。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发挥微言大义的方式对孟子思想的诠释和转换影响了近代思想家。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康有为对墨子的总体评价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墨子与其他先秦诸子一样被纳入研究视野.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下进行的,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由于墨子是春秋时人,康有为不仅要让他成为战国人,而且要像对待其他先秦诸子那样界定墨子与孔子的关系.这使墨子的位次排列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既不让墨子在孔子后学中占据显赫位置,又不让墨子失去与孔子争教的资格,成为康有为的当务之急.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康有为孔教情结的历史影响

19世纪末,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改造,并赋予宗教地位,试图利用孔教来抵制西方宗教的入侵,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民国初年,再次掀起倡立孔教运动,试图利用孔教规复人心,却被指为为复辟张目而遭到批判。康有为的孔教情结对他本人和儒学的历史评价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现实功能的定位问题。     

清末章太炎反孔教思想刍议

清代末期,面对甚嚣尘上的孔教思潮和日渐高涨的孔教运动,政治上激进狂放的章太炎举起了反孔教的大旗。他以诸子学为武器,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展开批判,从革命派的角度对孔教论进行抨击。章太炎对孔教理论的明确否定,使得人们在怀疑康氏以孔教为宗教的正确性的同时,对其孔教义理系统的合理性、合法性也提出质疑,从而动摇了改良派所提倡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石,同时也促进了时人的思想解放和新思想的传播,开启了近代中国从学术意义的层面上重新研究孔子的新路向。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重论康有为与“孔子改制论”

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论”是对历史上“孔子改制论”的修改。运用这一理论，康有为不仅为其领导的维新运动找到理论依据，而且以之作为前提创立他的“儒教”理论，从而使这一论点带有反抗西方威胁的色彩。康有为还通过对“孔子改制”的大显论述，形成了对孔子的不向评价，从而为其大同学说的崛起创造条件，以较为含蓄的方式预告了文化新纪元的到来。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管窥——以康有为改造儒学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道咸以降,中国文化危机四伏。为了保存传统,文化保守思潮应声而起,以中体西用论为旗帜,历经康有为的孔教活动、章太炎的国粹主义形成一个明显的思想流派。康有为是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主张珍视传统文化,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希望藉此使传统文化再焕光辉。文化保守思潮对中西文化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趋向。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论康有为的儒学和近代化

为了适应变法和近代化的需要,康有为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以大胆怀疑精神和对西学的粗浅理解,“援西入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重新解释和整合。康氏儒学中的近代意识可概括为:哲学上的变革思想;政治上的民权思想;伦理上的博爱平等、合群竞争思想;以及信仰上的崇拜孔教。康有为的理论虽然难免有牵强处,以致成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体;但他对儒学的改造是对正统儒学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其思想启蒙的功绩亦不可没。     

康有为哲学的孟学渊源

对于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来说,其思想来源于孔子自不待言。历来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康有为对孟子十分推崇,他的哲学深受孟子的影响。梁启超归纳康有为哲学有四个方面,笔者由此入手,揭示康有为哲学的孟学渊源:康有为的博爱哲学推崇仁和不忍之心,接续了孟子以不忍人之心释仁的传统;孟子所讲的不忍人之心被康有为加以阐发,成为主乐哲学的人性根基,孟子提倡的与民同乐则成为主乐哲学的一部分;孟子对《春秋》的关注成为康有为发挥《春秋》微言大义,力主社会历史按照公羊三世演变的进化哲学;孟子基于自由、平等的大同理想成为康有为社会主义哲学的基本来源。     

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及其意义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建构与解构:康有为与西美尔宗教理路比较

康有为与西美尔同对宗教问题致力一生,却采取了建构与解构两种不同的方式。康有为从三个层面进行孔教论的建构:通过孔教复原的方式提升孔子为创教之主;对教义进行推补,将其划分为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建构孔教会,完善孔教的组织形式。西美尔则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性与宗教的区分对传统宗教进行解构;他指出传统建制宗教在现代社会日益没落,而作为人类天性的宗教性并没有消除,转而以个体主体性宗教的形态继续存在。     

康有为政治发展观的人道主义向度

康有为既汲取了中国人文思想传统,又溶入了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自然科学、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和西方近代人道主叉价值观,形成其以人的解放和人类至善为目标的人道主义纲领。康有为的政治发展观中对君主立宪制和改良道路的选择,在其现实意义上表征了近代思想家对民族救亡的时代问题的回应,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体现了康有为渴望通过变革制度使得人性能得到圆满发展的人道主义价值溯求。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ang Youwei＇ s and Simmel＇ s Paths of Religious Study

康有为与西美尔同对宗教问题致力一生,却采取了建构与解构两种不同的方式。康有为从三个层面进行孔教论的建构：通过孔教复原的方式提升孔子为创教之主;对教义进行推补,将其划分为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建构孔教会,完善孔教的组织形式。西美尔则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性与宗教的区分对传统宗教进行解构;他指出传统建制宗教在现代社会日益没落,而作为人类天性的宗教性并没有消除,转而以个体主体性宗教的形态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