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转型及体系反腐模式的构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四个阶段。反腐倡廉实践的发展历程表明了党开展腐败治理,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决心与努力,这四种反腐模式的选择及转型的实践同时体现了党执政的现实考量与理论思维。本文旨在通过对不同反腐模式的经验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以法治反腐为主导,充分发挥政策性反腐与制度反腐双效机制的新型反腐模式,即体系反腐。这种一体双轨格局的反腐模式应当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信息化反腐模式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当前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寻求构建基于信息化条件下的反腐模式,实现民间自发的网络反腐与官方自主的信息化反腐的有效对接,架构高效、快捷的信息化反腐模式,加强对信息化反腐模式的引导,整合优化反腐的力量和资源,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信息化反腐人员的素质,对推进新形势下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性控制

我国目前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要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型,采取"稳中求进"的发展性控制模式是当前中国的必然选择.发展性控制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谋求社会高速发展的社会控制模式.它以重建社会公平的现实,实现利益的新平衡,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保持社会的稳定等为目标.同时,它又主张积极地选择和利用多元的社会控制手段,采取综合治理的控制模式,并强调众多控制手段的综合协调运用的重要性.     

“眼前”反腐工作成效与民众“心中”的反腐获得感——作用逻辑与实证分析

腐败治理工作成效是影响民众获得感的关键性所在,外部反腐成效如何具体影响和转化为民众反腐获得感,已成为亟需回答的现实命题。通过构建“反腐工作成效—民众反腐获得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实证数据对反腐工作成效与民众反腐获得感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腐败治理的“客观状况”对民众反腐获得感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加大反腐力度会对民众反腐获得感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差异化的廉洁价值观念更是会影响反腐工作的整体效应。而且,纵深推进反腐工作能够提升民众社会经济地位并改善民众的公平感知,有助于提升政府民生服务回应力,进而起到保障和增强民众反腐获得感的现实作用。因此,为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民众反腐获得感,政府须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以民众的实际需求为抓手,精准化反腐工作“供给”,保障民生事业有序开展,全面提升政府廉能工作质量。     

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理论与策略

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通观全球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与自律偏向之别,亚洲地区国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为倾向。指涉所有网络社会主体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为基本共识。中国的网络治理问题,其出发点是社会力量的觉醒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通过有边界的网络治理民主,推进现实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协商政治体系。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变革,其政治转型的价值在于：通过网络治理权的合作,推动全社会在重要议题上的政治协同,既寻求网络管理政策的新共识,也努力达成现实治理观念的新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文章给出了建设网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议。     

良性互动：政府治理与社区共治关系的建构

政府与社区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实现二者的相互型塑,即在政府与社区间建构良性互动关系,突破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和难题。在治理框架下,从民主生长的空间不足转向扩大平等参与、从互惠信任程度不高转向促进互动合作、从协同共治的理念不强转向加强多元治理,这是当前建构政府治理与社区共治关系的三个主要思维转向。发挥多元力量的凝聚作用,扩宽资源整合的社会途径,运用利益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加速服务转型主动适应社会变迁,这是当前治理转型的现实路径选择。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论我国人大代表结构比例的调整优化

代议民主理论中有精英主义代表模式和多元主义代表模式。从理论渊源和制度设置来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符合多元主义代表模式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分层的加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结构比例出现了对新社会阶层的倾斜。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这是对人大制度实际运作的一种纠偏,也是理论上向多元主义代表模式的回归。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既要吸纳新兴社会力量,也要兼顾传统的民众基础,达致社会各阶层在代表权上的平衡。     

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具有结构扁平化、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监督主动化的优势,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我国网络反腐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当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和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等问题,着重探讨了完善网络反腐工作的对策思路,从制度、技术、互动等维度去规范与引导网络舆论与民间舆论,以期对实现网络反腐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有所裨益。     

论我国人大代表结构比例的调整优化——以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代表模式为分析框架

代议民主理论中有精英主义代表模式和多元主义代表模式.从理论渊源和制度设置来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符合多元主义代表模式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分层的加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结构比例出现了对新社会阶层的倾斜.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这是对人大制度实际运作的一种纠偏,也是理论上向多元主义代表模式的回归.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既要吸纳新兴社会力量,也要兼顾传统的民众基础,达致社会各阶层在代表权上的平衡.     

香港与英美社会工作专业化模式比较研究

比较分析香港与英美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模式,深入探讨香港与英美社会工作学科与服务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社会工作主导的“主体性与合法性”、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性与持续性”等主要方面。通过系统的横向与纵向差异比较,对社会工作发生、发展的规律进行归纳和总结,凸显了香港与英美不同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模式,即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市场运作为机制的三者协调发展。香港社会工作专业化模式发展有更大的优势,更广阔的空间。     

论立法程序的效率价值

公正是立法程序的首要和核心价值,但效率同样也是立法程序的基本价值。对立法程序的评价和判断,离不开对效率的审视。我国立法程序的效率相对较低,"拖延立法"和"立法低质"的现象长期存在。对此,可通过提高立法程序的效益和降低立法程序的成本来提升立法程序的效率,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当下的立法工作。     

“学术反思”视域下的先秦女性社会地位研究--读《先秦女性社会地位研究》

《先秦女性社会地位研究》一书,从“学术反思”的视域对先秦女性社会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先秦女性社会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各种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部落社会到文明社会初期,正是这些文化要素促成了两性社会地位的逐步分化。进入文明成熟期后,男性主导的社会通过各种制度性文化规范巩固了两性社会地位的分化。在这些文化规范制约下,女性已经认同了男性社会所赋予她的性别角色。该项研究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其结论及研究方法对当前性别社会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农村“边缘群体”对社会救助及配套项目决策回应机制的研究

农村贫困群体中,其绝大多数属于经济和社会的"边缘群体",由于处在农村社区的最底层,且在目前信用和民主体制不健全的状况下,其获取政府和社会经济信息封闭性或不完善的状况所带来的风险会影响其对社会救助及配套项目的决策,农村贫困对象对社会救助项目的决策并非追求收益的合理化,而是风险的最小化和享受社会救助可能性的最大化。鉴于此,该文认为,政府需要转变自身职能,建立公共决策回应机制,从"为民做主"的做法向"让民决策"的理念转变,从而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决策模式;变"自上而下"式的社会救助为"参与式"社会救助,从而强化农村"边缘群体"的投票对农村社会救助及配套项目的供给决策的影响力。     

复合型党群关系：“过渡型社区”党群关系的实现形态——兼论“过渡型社区”党组织转型的内在机理

与群众构建良性互动关系是党的基层组织社会整合功能有效发挥的前提。作为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快速生成的空间结构形态,＂过渡型社区＂是以社区群众生存状态多样化为其显著特征的。这就要求＂过渡型社区＂基层党组织在构建与社区群众的有机互动中必须改变传统单一型关系模式,转为复合型党群关系。由于党组织在构建社会转型前的社会结构并与之互动中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惯习＂,因此只有加快＂过渡型社区＂基层党组织的转型才能打造复合型党群关系。     

心中的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现象探析

新旧交替时代的丰富与混杂、突破与守旧,往往不是能够用进步和落后等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概括的。在“顽固”“保守”“守旧”等负面词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无数次碰壁、磨难之后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惯性。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在“解冻期”一批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还活在过去受到禁锢的年代,在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方面,与富有朝气的时代精神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如此,既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内心阴影,又有长期禁锢带来的思想能力的丧失。     

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前瞻

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管理起步,经过多元探索逐步转向社区化的管理体制。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因为城乡差别、地区不同以及面临着有所差异的管理难题,其选择的具体管理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演变中也出现了较为统一的发展趋势,包括改组基层政府管理机构,强化服务与矛盾调解,扶植基层社会组织成长以及缩小管理服务单元等。     

论当代大学生价值自信的培育

培育和强化大学生价值自信,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重要的心理基础、必要的情感体验、有力的价值支撑和有效的评估标准。通过对563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价值自信的现状特点,并提出通过培育强化"五大自信"——理论自信、实践自信、能力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大学生具有高度的价值自信,自觉抵制社会多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     

基层公务员职业“逆选择”问题的机理分析及对策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甚至是辞职行为层出不穷,对此现象的探讨已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基于此,以基层公务员职业"逆选择"问题为背景,以政府部门及其内部的基层公务员为博弈双方,利用博弈论方法建立相应的利益双方多阶段动态利益博弈模型,从而揭示公务员管理模式的必然走向,以及基层公务员"逆选择"行为的博弈心理,为解决基层公务员不断发生职业"逆选择"行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同时,提出了降低基层公务员"逆选择"行为发生率和发生程度的相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