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比较电影学视野下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传播——以中国与日本电影比较为例

中、日电影同处东方文化语境,有着相似的民族化立场,但起源与发展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人深度参与＂。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观影、评影、编剧等行为把文艺传统融入中国电影事业,既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实行本土特色的现代改造,又对西方电影理论进入起到屏蔽作用,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在中日电影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亚洲电影圈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早期电影确立了珍贵的世界眼光。     

鸳鸯蝴蝶派文人:第一代中国电影人

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由通俗小说作家(主要是鸳鸯蝴蝶派文人)与电影人组成。西方电影发展中,专门为电影工作的小说作家不多,且多半出现在无声电影时期。到了有声电影时期,小说作家基本退出电影事业,而代之以专门的电影作家。鸳鸯蝴蝶派文人作为文学与电影的双重作者,体现出中国现代电影发生的独特性。     

电影史上的《玉梨魂》

哀情小说《玉梨魂》与后来的哀情片有密切关系,从小说到电影的嬗变足证通俗文学的深广影响.受小说影响的电影《玉梨魂》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它采用以喜衬悲的表现形式,字幕以颇具古雅之风的文言写成,讲求诗意的布景光线与去舞台化的镜头处理.自电影《玉梨魂》始,注重内心视像的本色表演在衷情片中广泛采用.电影《玉梨魂》的生产、播映与宣传正是鸳鸯蝴蝶派与电影、文学、报刊互动的缩影,体现了中国电影与古典文艺、通俗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鸳鸯蝴蝶派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独特贡献.电影《玉梨魂》成为鸳鸯蝴蝶派与电影结缘的正式起点.     

认同的策略:论鸳鸯蝴蝶派的自我确认

鸳鸯蝴蝶派针对新文学的批判与指认,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与自我认同策略,由此与新文学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格局.鸳鸯蝴蝶派一方面通过群体意识的建立,以社团、杂志聚集同志,致力于自身经典化、合法化叙述的建构;同时也试图以模糊新/旧、雅/俗来解构新文学的等级划分,这种模仿新文学的策略,对于拓展其生存空间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此外,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由初期的断然拒绝到后来的部分接纳,鸳鸯蝴蝶派对被新文学肯定的感激涕零,体现了二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

"五四"以来,迎合小市民的情趣以及格调低下一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遭受批判的焦点,也是他们所背负的主要罪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在市民社会中安置自己的人生,鸳鸯蝴蝶派作家才在文化姿态上实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转变.     

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

鸳鸯蝴蝶派的兴盛与近世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娱乐休闲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 ,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变 ,从事着小说创作、翻译、报人等与之相关的自由职业。同时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色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媒角色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特点的形成 ,促使其小说创作在对传统的守陈中产生了新变     

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

鸳鸯蝴蝶派中的吴地文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逆流".本文论述了三个问题: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特征;为什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会首先在鸳鸯蝴蝶派身上发生;怎样评价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化.     

鸳鸯蝴蝶派与民初办报热潮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颇遭非议的一个流派,历来被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所忽视。过去编写的若干《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都是革命文学史;对革命文学以外的不同的思想倾向、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和社团,缺少必要的论述和分析。对于鸳鸯蝴蝶派这样一个活动时间很长、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的流派的考查,已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不能回避的“话题”。本文拟从它与民初办报热潮关系的角度作出分析、以期揭示其独特的“个性”。众所周知,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必有其社会根源。而鸳鸯蝴蝶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其它文学现象所不同的,则是它与近代报刊…     

历史外的历史——从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管窥旧中国都市爱情观

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创作丰富,风靡一时。长期以来都因为其创作仅仅追求消闲性、趣味性、娱乐性、商业性等特性受到新文学家的猛烈批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鸳鸯蝴蝶派作品中保存的鲜活生动的当时社会的风俗、世情,具有极大的历史史料价值,对我们理解当时都市男女的爱情观乃至当时社会风气大有裨益。     

稿费、版税制度的建立与近现代文人的生成

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与形成于晚清民初上海的出版市场,为文化人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仕途经济的生存空间有着很大关系。其中近代稿费、版税制度的建立,为文人独立、自由人格之养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经济土壤。自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前后始,上海庞大的出版产业及其市场,吸纳了大量从封建仕途上退下来的“知识劳力”,“卖文为生”遂成为当时文人公认的一种生存法则和职业标志。近代稿费、版税制度,不仅在催生所谓“鸳鸯蝴蝶”式的市民文学,也在催生以“国家、民族、阶级、人生”或“纯文艺”为精神旨归的现代精英文学。     

审视“鸳鸯蝴蝶派”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文学失去了独立性,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文化史)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失之公允。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它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作家之众,作品之丰,影响之大,独领风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由《小说季报》看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嬗变

被文学史遗忘的《小说季报》集中彰显了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嬗变.基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共和”语境体验,他们将“导世牖民”作为办刊宗旨,与此同时,却又认同于传统小说观念和娱乐化的写作方式,这使其创作呈现出多元面相.《小说季报》中的老派鸳蝴作家在现代语境的压力下,悖论式地解构了他们营建的古典文学世界,而新生代鸳蝴作家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些嬗变特征的发掘可以修正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唯娱乐化的笼统印象.     

重评叶圣陶的文言小说

学术界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认识 ,为我们重新评价叶圣陶文言小说提供了新的学术背景。叶圣陶发表在《礼拜六》等刊物上的小说 ,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色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流派特征是很相似的。因此它并不是所谓鸳蝴派“逆流”的对立面 ,而是这个流派中格调较高的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扭摆舞”——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的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已经有86年的历史,史著已先后出版了150余部,对其研究的专著也出现了3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左"派文学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有鲜明的"冷战"背景,对王著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善了王著的"左派"倾向,给了鸳蝴派作家作品的新的认识和评价,然提出的"两个翅膀论"却令人遗憾地矫枉过正了。     

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

近代汉语史上有没有通行全国的官话？如果说有,是北方官话还是南方官话？是以什么方言为基础、以什么话为标准？这是近代汉语史的核心问题,迄未廓清,又甚少讨论。本文依据一些新材料提出如下观点：有明一代至清末的汉语官话分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官话为标准,且长期处于主导地位,通行全国;而认识南方官话如何形成及其在汉语史上的地位,是准确认识近代汉语史的关键     

近二十年黄埔军校研究综述

从黄埔军校创办的背景,蒋介石、周恩来与黄埔军校,苏联、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教学与管理、教官与学生,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等方面,对近20年黄埔军校研究概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从辉煌到没落——《玉梨魂》叙事模式辨析

《玉梨魂》是清末民初言情小说重要流派之一的鸳鸯蝴蝶派开山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小说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就受到了读者的冷遇,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独特的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