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土地财政与国家理财——从土地行政的肇始与弊端说起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之弊端,客观上已给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其形成与中国的城市土地有偿制度设置有密切关联,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实行"土地财政",出让金收入机制又促使地方政府偏爱"土地财政"。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仅须从制度上解决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存在的问题,而且更应关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再生能力,提升地方政府的理财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破解"土地财政"的困境。     

论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及其法治调控

地方政府竞争是超越国家政治性质、所有制性质与结构、政体和政党制度而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包括争身份、争政策、争项目和争资金等"面向中央的竞争";以及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财税补贴、完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和优化政府职能等"软环境"这些"面向社会的竞争"。地方政府竞争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缔造出具备强烈的学习和创新主动性以及能力的"官员群体",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制度变迁尤其是制度创新的核心力量。恶性竞争、区域发展失衡和重复建设则是地方政府竞争引发的主要负面影响。加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法治调控,关键是建设公开、博弈、法治的调控机制,并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化。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研究

提高基层政府财政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逐年上升,财政自给率低,财政运行高度依赖中央补助收入、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债务、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模式不可持续,并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好不合理。要破解地方财政运行困局进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以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改革为基础,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为重点,并加快落实地方政府的"一级债权"和"一级产权"。     

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问题研究

"土地出让金/土地房产税收"之间的比率可作为地方财政非正规化程度的一种度量。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内部的"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收"的相对结构在1999—2013年的历史演变趋势说明,地方财政收入的波动主要是由土地出让金收益的波动造成的;中国地方财政中土地出让金占比领先于房地产税收占比的现象只是发生于2003年之后的10年里,地方财政对于"狭义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只是一个大概10年左右的过渡现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均GDP水平、三产在GDP的占比(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和外资在全部资本中的占比这三个变量,是地方财政尤其是土地财政正规化程度中稳定、显著的决定变量。地方财政结构转变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     

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间财政体制与我国地方债务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与政府间财政体制密切相关。在总结地方政府债务特征的基础上,主要刻画地方债务累积的制度机制。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在缺乏稳健收入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依赖财政转移支付、预算外资金和土地财政应对必要支出和建设投资,暂时压抑了地方举债行动。预算外资金改革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使中央放松管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凸显。近年的财政改革集中于债务风险防范和支出责任调整,地方收入机制仍呈现不可持续的特征,地方债务问题持续存在。为遏制地方债务增长和防范债务风险,应强化地方税收自主权、减少土地财政、实施财产税改革、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占比等。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投资平台的干预,对地方投资平台进行分类改革与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和地方投资平台债务的风险预警机制。     

政府竞争、可信承诺与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当前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解释是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推动力,这种竞争由两种机制所构成,一种是财政上的分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集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隐含了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中央—地方"间的承诺都是可信的这一条件,所以上述两种机制必定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强激励。可是这一理论没办法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性这一现象,而其实这种差异性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都是存在的,因此探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弄清楚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性的原因非常重要。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得出结论,"中央—地方"间的可信承诺是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地方博弈过程中,中央信守承诺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越可能按照中央希望的那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扶助者。而"中央—地方"间可信承诺的达成,必须依靠纵向的权力制约。     

财政体制、经济环境与中国省级政府间竞争机制

在对标尺竞争和财政竞争进行区分后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1994年之前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而1994年之后表现出地理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分析发现财政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还发现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出现"重基本建设"的扭曲,这是财政竞争的结果。     

公共品供给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探析

公共品的供给与政府行为,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增长的片面追求可能会忽视其公共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越位"和"缺位"行为、融资的变通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推诿行为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激烈等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制度根源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完善所导致.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经济法分析——兼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路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存在诸多法律隐忧,主要表现为多重的风险类别与模糊的责任边界。完善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监管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是匡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在形式法治上修订《预算法》和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在实质法治上则需将"实质合理性"与"社会妥当性"注入财政体制的内核。     

地方“人格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

认识央地关系的问题,最为核心的就是厘清并承认中央与地方的各自利益,而这需要以财政分权为前提,并辅以转移支付的调控.依循财政联邦主义的进路,承认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和"主体性",保障地方的"分殊利益",就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的契约性分权与财政分权,这种分权一方面增大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得其所"从而能够各自调控最适合自己调控的事项,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政治风险,并促使地方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从而为法治政府的构建与宪政建设的推进奠定基础.     

“土地财政”下的土地和住宅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的双重压力。我国目前实行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许多受"土地财政"理念主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例如实施"饿地政策"),以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会推动居住用地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占据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以及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力度越强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的受限程度越高,居住用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也越大。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土地市场传导至住宅市场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严控与激励并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脉络及地方实施

以土地政策变革为视角,将城镇化放在中国宏观政治经济格局中加以考量发现,近年来,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愈演愈烈,土地成为地方发展过程中首需解决的问题。中央政府实行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严控管理,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既有体系困难重重,土地开源迫在眉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此背景下出台。政策的演变与地方实施凸显了中央—地方和国家—农民关系的新变化,展现出政府行为与基层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向。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下一轮城镇化变革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打破财政困局的关键是发展政府债券市场

由于财政收入过快下滑,中国正陷入财政困局。打破财政困局的关键是发展政府债券市场。与出售国有资产、增税和PPP模式相比,发展政府债券市场不仅能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能在中长期降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还有利于增强政府债务可控性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发展政府债券市场的主要思路有:增加国债和地方债供给,优化投资者结构和建立统一的政府债券市场体系。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滥用与规制:城市急剧扩张下的土地财政问题

近年,随着我国城市的急剧扩张,地方政府把土地视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对土地财政依赖严重,不断透支着城市未来。土地财政在给地方政府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目前我国"土地财政"现象不可持续,必须尽快破解。     

我国地方政府陷入盲目举债冲动困局的原因及破解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而且呈现不断膨胀的趋势。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对我国财政安全和金融安全构成巨大风险隐患,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冲动迫在眉睫。本文分析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陷入盲目举债冲动困局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冲动困局的主要思路。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其风险成因研究——基于财政机会主义的视角

我国在财政体制上属行政集权下的财政联邦主义,在政绩合法性建设环境中,形成了强激励机制与软约束机制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是这一制度安排下财政机会主义的产物;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央政府的系列应对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原有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致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机会主义泛滥,并在融资平台的建设上出现"井喷",融资平台风险凸现;因此,化解融资平台风险的根本性措施应是改善制度环境、扭转现有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并进行优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的多重风险及其对策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必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债务、功能以及对金融、社会及政治产生影响与风险。虽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对地方政府及社会政治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土地财政"、征地方式及发展方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必须坚决改革。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势在必行。为了保障农村集体建设平等入市的改革顺利推进、降低和防范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风险,应当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重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和基础,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重建,抓紧明晰土地产权归属,制订农地分区保护规划,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及基层组织体制的改革以及强化和完善司法体制、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