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

西方思想界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由于的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差异,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并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翻译的相异性——1910-1920《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言说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命题.对"为何转型",人们谈之甚多;但对"怎么转型",仍存甚多值得探究之处.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中国现代性发轫时期",当中西文化发生碰撞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近年来,随着媒介研究、翻译研究等新的研究思路的兴起,"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范式已经不足以囊括当时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     

“散文”术语古今之“辨”

当代中国的"散文"术语"所指"是支离与分散的,不同研究者的视阈中其内涵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谓"散文",只是"骈散之散"的语体概念,隶属于"大文章"范畴;而文学性的文体"散文"概念,则是"五四"之后,伴随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而被引入中国的;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学者,在对中国古代书面语言进行梳理时,并未还原到古代书面语言的历史场域,而是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挪用"与"横移",造成"大散文"全面覆盖"大文章"的格局。古今"散文"术语"所指"亟待厘清。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中西科学会通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中,薛凤祚"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特色鲜明。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该模式完全可以推广,用来作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和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一方面对"用"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毋须拘泥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而是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     

“原创性”自何而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之我思

当代中国文论构建上原创性不足之弊,反映着社会转型过程中话语转型的滞后现象。克服这一弊病,不能单靠"学习西方"或"回归传统",而应致力于外来资源与本民族生活实践及思想文化传统的结合。具体说来,便是要立足当代,活用资源,让古今中外不同的话语系统走出各自的封界,面向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命体验开放其自身,进而引发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与话语对释,以实现双向超越和综合创新,这也是一条创建民族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两种影响较大的中西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背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式方法、思想特色、客观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两种文化观的认识。     

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

华语小说《我爱比尔》被作者王安忆定义为一部"关心现实的小说",其微妙地呈现出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话语争锋——致力将对方纳入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参照谱系。"全球化"作为无法逃避的文化经验,为各民族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遭遇机会,同时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时如何自处的文化主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一切有关民族主体性的诉求都有可能指向"他人"。这为第三世界以"主体间性"为基石?在既成的差序二元格局中"反客为主"提供了机遇。而同时?本土文化作为东方的发言立足点,在全球化浪潮里已被策略性地"他者化",反被西方的消费文化内化为亚洲人自身的文化共识。作为"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东方主体,主人公"阿三"与恋人"比尔"的爱情构成了现代东西方文化间的隐喻。而"中国性"所指代的东方本土经验也成为这场"主体"(他者)争锋的焦点所在。     

孙中山文化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之冲突,几乎使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使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对西方殖民侵略和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封建主义和维护民族主权的双重选择。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正是在这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根据孙中山先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可将其文化思想演变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辛亥革命爆发     

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简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兴起了“中西文化研究热”,对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旅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如:《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书》《中国文化展望》等,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从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旅程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研究者基本都承认: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碰撞、融合的时期;中国近代学习西方     

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明代末年,中国文化经传教士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它推动着僵化保守的欧洲封建神学自我革新,刺激着西方思想界的启蒙运动,加速了西方文明的演化进程,西方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享有而自强。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中,并没有引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充分享有。中华文化反而在基督教"中华归主"的共同理想下,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征服者一以贯之的"纳中入西"策略实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深重的历史危机。这一切与中、西社会在彼此文化的交流竞争中,对主动与被动交往方式的不同抉择是密切相关的。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文化碰撞与心灵对话——徐志摩“康桥情结”与泰戈尔“人类第三期世界”比较研究

徐志摩的"康桥情结"与泰戈尔的"人类第三期世界"的对话,流自心灵肺腑,跨越文化视野,昭示出他们既有思想旨归和哲学基础的迥然异趣,也有忧患意识和"爱"的人生关怀的思想趋同,既有一定可鉴性,也有明显局限性,这是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文化碰撞,是留给新世纪的文化痕迹与思考.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论"之比较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的"除旧布新",打倒一切旧文化的主张,以章士钊、杜亚泉为代表的反对者提出用"新旧调和"的方式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章、杜界定了"新"、"旧"的含义,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虽然他们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文化的传授、学习和反思——略评杜维明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

杜维明先生在《儒教东亚兴起的含义》一文中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文化比较应坚持"双重标准论",即西方人应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标准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病,中国人则应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对自己传统的文化作深入的反思。杜维明先生正由于混淆了两种文化在现代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导致了他在立论上的一系列自相矛盾和虚假论证。坚持"双重标准"的原理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吸收异质文化的因素才能有真正的进步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