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人情论的价值观意蕴

韩非的人情论不是没有善恶判断的价值中立,置于“相为”关系中就会发现,它蕴含着鲜明丰富的价值观。韩非认为“父诮子怨”的自为心是依赖相为关系而产生的,因而主张“以利之为心”的利他价值观。韩非不是将利他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作为维护相为关系的方法,它具有工具性价值,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相为关系凝聚国力、统一天下。只有坚持长远利他,才能增进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巩固相为关系。富强也是相为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共识,君主的利他体现在满足臣民的富贵愿望,臣民的利他体现在满足君主的霸王愿望。韩非更深入地认识到自为心会导致君臣利异,根源在于臣民想获得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针对君臣利异,韩非提出了公、私之分,公利是践行法治所增进的国家利益;私利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法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君主要守护公利,要防止臣民破坏法治。韩非强调把公利作为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论韩非的历史观

韩非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了战国后期法家学派对历史大变动和历史进程的观察与思考。韩非对历史考察提出了一个“异”字和一个“变”字，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但却把历史文明的创造归结于圣人的作用，反映了英雄史观。韩非从人们物质生活的供求关系和人口数量的众寡来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夸大了人口增殖的速度。韩非提出“参验”说，反映了他的求实精神，但这一思想是为其狭隘的功利主义服务的。     

韩非“名”之谬误思想探析

韩非把名实不符的谬误分为有名无实、“名得而实亡”、不当之名和“名实不称”等.这一思想不仅不是逻辑学的谬误理论,而且,也不同于先秦时期一些诸子关于“名”之谬误思想,其结果严重阻碍了先秦名学向逻辑学发展的道路.     

简论孔子的管理方略

孔子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尤其是关于管理方略的思想丰富、精当而实用,虽经数千年岁月的洗礼,其中有许多有益因子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论韩非“法势术”的哲学逻辑结构

韩非子哲学思想的精义在于提出了法、势、术相互统合、相互作用、集为一体的法治思想。根据“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剖析法、势、术这个韩非哲学的核心范畴,即从“法的性能结构系统”（纵向结构）、“法的功能运作系统”（横向结构）进行解析,可以清晰地展示韩非哲学三个基本范畴间的内部关系和深层意蕴,从而认识韩非哲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导向。     

韩非治道思想中的“诚信”理论

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治道思想中,"用术"是一项具体的治国措施."用术"包含有深藏不露、诡谲多端的阴险手段.韩非的治道思想亦论及"诚信".韩非的"诚信"理论主要包括巧诈不如拙诚、明主积于信、赏罚敬信等内容.     

论高拱的治粤方略

明代嘉、隆时期,广东地区有司不良,贪贿成风,倭寇侵扰,海盗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四年执政后,大力推行选贤任能,内外兼治,军政配合,剿倭除盗的治粤方略,并取得了"岭寇底宁"之效.对此,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论渎职犯罪中的人情因素

渎职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犯罪,在犯罪原因上,人情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关系和道德伦理,人情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中的基本观念和自觉遵守的准则。通过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观的内涵及生成原因,分析人情在日常社会交往中的运作,进而探讨渎职犯罪中人情因素的表现和积极、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为了预防渎职犯罪,建议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坚守人情底线,而法律也要增加亲和力。     

论农村人情消费

当前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人情消费日益变味走调,给农民带来极大的负担。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改变农村人情消费不文明的现象有外生性变迁和内生性变迁两种途径,外生性变迁需要政府加强管理和引导,内生性变迁需要充分发挥农耕文化的积极作用,努力促成农村人情消费文明。     

韩非“矛盾之说”的历史渊源

"矛盾之说"作为韩非逻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逻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产生有其社会渊源、思想渊源和辩学渊源。韩非"矛盾之说"有着深刻的内容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带有其产生时代的局限性。     

韩非“法通人情”论探析——解读韩非的治乱思想

有关韩非及其思想 ,历代学者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但究其主流 ,却是呈现出贬多褒少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 ,拟在分析、归纳各家观点的基础上 ,对韩非治乱思想做出自己的梳理和论证 ,以就教于方家学者。一、韩非追求“治世”的独特方法　　韩非治乱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身世遭遇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韩非作为韩国的一个贵族思想家 ,在当时面临的是家弱国危的困境 ,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理论最终关注的目标是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治乱得失。韩非非常强调法对国家治乱的重要性 ,主张“寄治乱于法术” (《大体》) ,实行以法治国 ,最终臻于“贵贱…     

夏目漱石汉诗与“非人情”

夏目漱石的汉诗是在世俗功利之外独辟的胜景,作者主张的"非人情"的文学理念在其汉诗中得到尽情演绎,这是鼓励人放弃俗念、荡涤烦恼,恢复心灵自由的艺术,透露着宁静、空寂、超然物外的禅境,同时又不失其为理想而抗争的"执著"本色。     

试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

晚周及秦汉儒家在"人情"之中为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认为礼乐之宜,本诸人情.但由于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对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在"礼因人情"一说的总体态度上,礼学家们的主流思想认为,一方面是对人情起着节度和文饰作用,另一方面,"人之常情"是每个人的正当需要,理应无条件的得到满足与尊重.     

论人情腐败预防体系的构建

治理人情腐败,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开展严厉惩处,同时应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思维,加强预防体系的构建。鉴于人情腐败的特殊性,只有从强化思想自律机制,健全监控机制体系,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着力,方能构筑起预防人情腐败的坚固防火墙。     

论韩非基于工具性关系的义利统一观

利益至上导致义利天然对立,但是工具性关系能够实现义利统一;工具性关系使君臣关系有三点突破：依赖而不是主宰臣民、成就臣民的“富贵之业”、臣民只能以农战得富贵;工具性关系促进了君与民、民与民之间的平等．这也是工具性关系铸就强国的根本原因。     

非正式组织及其管理方略

制约企业持续成长的诸多因素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也是最难解决的,就是非正式组织的管理。这类问题的潜伏期很长,当管理者意识到时,往往已积重难返,企业的巨额激励应产生的作用会被“悄然化解”,使企业激励制度陷入两难境地。本文旨在对非正式组织及其管理难点进行探讨。     

欧阳修“人情说”与执政理念

欧阳修的人情说就是借用普遍性的人情推求人事之理,处事论事讲究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其执政理念强调顾及人情,以人情衡量朝政得失,对理应否定的庸俗人情则不徇不恤。基于人情说,欧阳修主张为政要除弊兴利,稳健务实;要宽而不苛,简而不繁;要以人为本,为民请命。此人情说与执政理念在今天仍具借鉴意义。     

论毛泽东治边方略与现代化边防建设

毛泽东治边方略是新中国边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边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军事强边、政治安边、经济兴边、屯垦戍边 ;深入系统地学习研究毛泽东治边方略 ,对于加强新时期边防现代化建设 ,确保国家安全和民族振兴 ,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