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及其争议

道德知识论是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交叉研究,着重探讨道德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基本问题。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回应、道德知识的性质以及道德知识的确证,是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道德知识论在当代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研究中之所以长期未受重视,与人们对道德知识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解过于狭隘有关。从更为广义的知识论视角来理解道德知识,有助于回应道德知识怀疑论,并解决或消解关于道德知识的性质和确证的诸多争议。重视道德知识论研究,既能够为道德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知识基础,又能够为知识论在其分支领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生活德育课程原型:个体道德知识的生成与解放

生活德育课程原型是一种原初的道德教育影响的选择与组织形式。基于知识论视角,生活德育课程原型从关照生活世界中的人出发,尊重主体地位,尊重个体生命,尊重个体在"遭遇性生活"为典型的个性生活中的道德领悟,使个体道德知识成为道德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个体道德叙事日益达成个体对生活的道德觉解,促进个体道德知识的解放,践行一种道德生活的道德教育基本实践形态。从知识论的角度审视生活德育课程原型,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生活德育的理解与实践认知。     

格物致知在明清的意义转换

格物致知是理学中一个道德形上学命题,但在明清之际逐渐发生了知识论、方法论意义转换。不过这种转换是在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实现的。意义转换一方面彰显了传统格物致知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也削弱和消解了内在的传统道德形上学意义,标志着理学道德形上学解构的开始。     

简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回归——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倾向的反思

现代知识论作为诸多学科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科学思维与工具理性的渗透,以"通约式"的命题、"知识性"的灌输、"常识性"的记忆为表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呈现知识论倾向。这种倾向加剧了理论的"空洞化"、知识的"单一化",而"工具化"的实践模式、"实用性"的功利取向,进一步遮蔽(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使之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知性教育。根据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原则,超越知识论的僭越,实现价值论的"去蔽",需要从"知识建构"与"价值把握"双重维度入手,立足于知识论与价值论之间的深层生成关系,建立"知识论—价值论"协同共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知识世界中追求意义世界,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中的价值序列。     

论道德继承的基本属性

道德继承既是人的存续方式,又是人的存在保障,它以妥善安置因生命、物质的二重生产而产生的诸种关系为目标,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属性。从形式上看,道德继承是一个在时代精神的监督、引导之下,输入旧道德命题,通过对旧道德命题形式层面的抽象继承和经验层面的批判继承从而输出新道德命题的过程,新道德命题相对于旧道德命题具有承启超越性;从内容上看,道德继承包括了以下要素:生活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理性存在者是道德继承的主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是道德继承的对象,对道德文化与物质文化变迁中产生的"堕距"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失调的消除是道德继承的动因,对道德命题的分层继承是其转化机制。因此,道德继承从整体上看具有完备性。     

法律与道德“结合命题”何以可能?——兼评富勒的“内在道德”学说

朗·富勒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的法律观不同,而两种不同法律观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展开的争论,可归结为"分离命题"与"结合命题"之争,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富勒对此做过一套逻辑上的论证,其"内在道德"学说旨在克服"分离命题";只不过他所借助的概念分析和模态逻辑,也是伦理自然主义者所借助的重要理论工具。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和法治有重要意义。     

知与智统一维度下的儒家智德思想研究

"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条目之一。儒家关于"智"的思考与"知"交织在一起,基于三个向度展开:"知"与"智"的关系、"智"的内在层次、"智"的实现路径。而"智"的内涵、进路与价值正是在这种交互关系中得以展现。相对于知识性的"知",儒家更重视实践性的"智",通过强调"仁"与"智"、知与行的统一,儒家把致"智"的过程理解为成就完美人格的必经之路。儒家有关"智"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儒家知识论的道德化倾向,更多显示为知识与智慧、知识与价值相统一的"道德知识论"意味。在以"知"与"智"的互诠中,儒家"智"德的特征得以凸显。     

庄子“彼是方生之说”正义

"彼是方生之说"是《齐物论》特意点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对理解庄子思想极为关键。然而,历代注《庄》者对这个命题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大多数人往往把"彼是方生"等同于"彼此方生",把"彼是"等同于"彼此",从而为把庄子归为一种知识论意义的相对主义铺垫了道路。这种解说模式不仅不符合庄子原文的语境逻辑,也不符合庄子思想的根本精神。事实上,"彼是方生"是庄子探讨心物关系的哲学命题,它与《齐物论》开篇提出的"吾丧我"及篇末通过庄周梦蝶而点出的"物化"一线贯穿,是理解《齐物论》进而理解庄子整体思想的重要线索。无视这一条线索,庄子注定会沦为各种知识论解说的牺牲品。     

马克思视野中的正义——以“塔克尔-伍德命题”为视角的分析

“塔克尔-伍德命题”认为马克思并非基于道德视角,而是从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功能和作用来批判资本主义。胡萨米等人对此予以驳斥,他们认为这一命题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是用一种隐晦的和间接的道德批判方式谴责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评判马克思视野中的正义问题时,“塔克尔-伍德命题”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论是不同分析范式的产物,双方各自主张“文本解构”和“时代解读”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综合来看,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时以“道德评价尺度”为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以“历史评价尺度”为优先,两种评判尺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平台上相统一。     

论"文学是人学"的三个维度

传统文艺理论在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往往倾向于从认识论和知识论哲学出发,将文学活动中的人仅仅看成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这种思维视觉的局限扼杀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张力和推衍能力。惟有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含蕴,从而对这一传统命题作出恰当的阐释。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