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及原本管窥——试说庸愚子《序》的考据价值

庸愚子蒋大器《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证明《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其说“读《书例》曰”云云证明原本有《书例》,数句即《书例》佚文；《演义》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嘉靖壬午本《演义》“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胜一筹。它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艺术上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现实主义地描写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毁灭的完整过程,以宏伟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一幅古代农民战争悲壮的历史画卷。它虽属于英雄传奇的性质,故事和人物的传奇性较强,却比《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切近现实生活;它们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阳刚之美,但《水浒传》的艺术描写已开始由粗线条勾画向细致描绘发展,有更多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已经基本形成。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上)

本文就《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立论,首先对“演义体”进行了历史考察,追根寻源,探明“演义”的内涵;其次,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章回的结构艺术,反驳了西方某些汉学家对章回小说的误解,从而论证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体裁、结构方面所体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害才爱才适得其反 叙胜叙败情理殊非——《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形象塑造的“亦颇有失”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称《通俗演义》)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曹操形象是其中最为生动的一个。但是,如同鲁迅曾经指出的:“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曹操形象的塑造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适得其反,本文试析明显的几例。一、曹操的“(?)才”与“爱才”读罢《祢衡裸体骂曹操》,对于祢正平之死,作者几次安排曹操承认自己假人之手:“祢衡辱吾     

论《隋唐志传》的创作结构及对明后期历史类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虚实高度融合的写作方式，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在紧承其后的一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为向这种方式的努力靠拢，《隋唐志传》在内容安排和写作观念上，显示出了历史类小说创作走向分化的开始。其主观上已经开始的对虚实关系的探索和客观上材料拼凑的失败，即文中循环组合《三国演义》情节和《资治通鉴》内容的手法，已经孕含了对“正史”与“戏说”的人为割裂，并影响到稍后的书商小说对“通俗演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开始的历史演义体裁创作在重“史”与重“趣”两方面的逐渐分化。由此。在小说史上，《隋唐志传》有着不容忽视的分界点的意义。     

《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张志合我在拙文《（三国演义）初考浅论》中，曾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作了一个初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的原作，也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人的认识与把握

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对人自身认识、发现和把握的深化过程。就中国小说史来看,对人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一个由神到“人神”、由“英雄人”到“一般人”的漫长历程,对人自身日益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与小说自身的日臻成熟呈现为同步发展的态势。经过宋元以前小说创作的长期酝酿和实践,《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略论莽张飞形象的诞生——从章学诚的一则评论说起兼论及《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代

一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学者章学诚尝调:“张桓侯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按,指《三国志通俗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且不说此评论是道地的封建士 大夫的一种阶级偏见,用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去观察和评论文学上的典型形象,即以史实考之,亦大相迳庭。     

从《三国演义》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兼谈传统文化心理和当前中国改革

《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它真实地、具体地描写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历史,自然不能不反映和表现这一个世纪内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因为《三国演义》是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它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从唐末的三国故事,到宋、元的有关三国的“说三分”平话,再到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再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谓弘治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接近罗氏的原作),最后由清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成《三国演义》,一共经过了约九百年的时间。这九百年间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又通过不同作者对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续考--就教于徐朔方先生

传统观点认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原作和最早刻本,而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该本并没有题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为作者,因此,《三国演义》是由说书艺人和下层文人共同创作而成,成书时间在明中叶,其作者不是罗贯中.     

文化的“通俗”与“大众”

1月22日《文汇报》上发表刘金的文章,文中阐述了作者对文化的“通俗”和“大众”的观点。文中说,“下里巴人”式的通俗文艺,由来古矣。但“通俗”这个名目,大约到明朝始露端倪。嘉靖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公开标明“通俗”的第一例。化名“庸愚子”的金华人蒋大器,在这个刻本的序言中,特别推重它的通俗性。他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兼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和成书时间

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给《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材料。书中有一些用小字印出的夹注。在该书《前言》中,章培恒先生从小字注考证出成书的年代,马美信同志则把小字注当作评价作者思想倾向的根据。后来,章先生和周楞伽先生发生争论,两位学者都把这些小字注当作作者自己所作的文字(参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三期《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马美信同志在《<三国演义>的原本》一文中也再次以小字注为据分析“原本”(按,指嘉靖本)和“毛本”的区别。但是,这些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郑振铎先生曾在《三国志演义的演     

近代汉语的“述+宾+补”结构

“述语+宾语+补语”是述语动词后同时出现宾语和补语,宾语的位置在补语之前的结构。这种结构在现代汉语里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数量词组作补语,如“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二是趋向动词作补语,如“拿一本书出来”(也可以说“拿出一本书来”);三是介词词组作补语,如“放它在地上”。现代汉语的这种结构是从近代汉语继承下来的,上述几种情况在近代汉语里都是较常见的,例: ①要妆了相来会你一次。(《李笠翁小说十五种》,248页。以下简称《李》) ②李典飞马直入贼陈,生擒黄劭过来。(《三国志通俗演义。》,118页。以下简称《三》。)     

论岔曲中"赞而不露"的写作艺术

“赞而不露”这种写作艺术最早出现于唐代,清代已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清代岔曲中运用得十分纯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宝贵的财富。分析探讨岔曲中《赞琴》、《赞棋》、《赞书》、《赞画》、《赞风》、《赞雨》却“赞而不露”的写作艺术,对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一古老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最早的一些古籍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本只称《诗》后世称为《诗经》),成书于春秋时代。全书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囊括了从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是《文心雕龙》,南朝梁代刘勰撰。全书十卷,五十篇,主要论述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文体特征、历史演变、创作方法、批评原则以及文学和时代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