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文学的“贫困”及其根源——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思考

比较文学从19世纪兴起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然而围绕着比较文学的涵义、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却从未间断。虽然世界各国的相关理论家都励精图治,但这些争论仍未得到统一。原因是比较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学理上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就是说,都错把手段当目的,没有抓住比较文学的真正要义所在——比较的目的和意义的学理研究。理论体系的学理缺陷导致了比较文学始终与“贫困”相伴。只有弥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缺陷,也就是找到其应有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让比较文学研究脱离“贫困”。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上,“跨越”是比较文学学科扩张的一个显著标签,既包括比较文学发展早期对于语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越,也包括其后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学边界的跨越.与之伴生的是比较文学的“危机”,其核心是如何科学地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之道,则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及发展方向的“转向”,其中两次重大的转向就是从早先的文学史研究转向诗学研究,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由比较文学研究转向比较文化研究.“跨越”一“危机”一“转向”构成了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发展的中心线索,其揭示的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移动性质,在给我们当下判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激烈论争带来了困难的同时,也无疑为我们理性地看待比较文学未来学科发展走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比较文学研究刍议

(一) “比较文学”这个概念自一八二九年维勒曼(A.F.Villemain 1790—1870)在巴黎大学讲学采用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经波折和论争,至今还没有被大家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史①;有的学者认为是“超越国界和语言界线”亦即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民族的文学②;还有的学者把社会、哲学、艺术、宗教等都看做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人认为是     

胡适与中国的比较文学

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手册等在介绍近代以来的比较学者时,都只字不提胡适。然而,胡适不仅象近代所有比较学者那样翻译过作品,或在文学研究中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是寥寥可数的自觉提倡比较文学的学者。因此,胡适与林纾、鲁迅、茅盾、吴宜等人一样,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他的新诗、话剧创作却并没有多少艺术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视角——论文学平行本质兼及扎拉嘎的学术研究

“文学平行本质”是扎拉嘎先生在多年的学术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比较文学概念。这一理论概念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比较文学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它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强调被比较对象在各自所属的审美系统内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明确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任务在于发掘各民族文学的特性。而扎拉嘎先生的有关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则充分的诠释了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是运用这一理论研究各民族文学关系的成功范例。     

没有“比较”的比较文学

我一直想写一篇讨论没有“比较”的比较文学论文,因为我觉得比较文学名称中“比较”这两个字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决非危言耸听,请看下列事实:由于“比较”,所以人们一听说你是搞比较文学的,就立即会问:“你比较什么?”,使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由于“比较”,所以人们在写比较文学论文时便千方百计地从甲文学中找出一个X 来与乙文学中的Y 进行比较,而不管这种比较有无必要;由于“比较”,所以人们便把凡是有某某与某某比较的文章统统归入比较文学,然后又     

中西比较诗学方法浅论

<正> 伴随着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开放,中西文学的比较热,继“五四”文学之后,再度在我国学术界兴起。国际比较文学由于我国文学的“介入”和它的独特价值的显现,又激起了一层层绚丽诡奇的涟漪。这似乎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或者说是比较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随着每一个新的“对象”进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学者们就不得不对这个学科原有的若干规定进行一番反思和调整。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就是在不断拓宽视野,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中发展起来的。要使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保持其青春活力,避免重蹈传统学科僵化的覆辙,关键之一就是放弃急于把这门发展中的学科理论定型化的善良愿望,保持     

吴宓的文学功用论

吴宓（1894－1978），陕西经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在比较文学领域，他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①。他写于1919年的论文（红楼梦）新辩》，“从比较中探讨《红楼梦》的精神与价值，为红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在吴先生之前，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用西方小说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从事过任何一部作品的评论。”②吴富一生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和沟通中西文明，所以他对文学在其．中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吴宓论述文学的功用，主要见于《文学与人生没《吴宓诗及其诗话》二书和论文《（红楼梦晰谈》中。笔者据此对吴…     

跨异质文明对话中的“话语权”问题

实际上 ,比较文学中的“话语权”问题 ,不止今日始 ,而是一直存在于比较文学发展史当中的。比较文学诞生的最初动因是开放性、发展性和世界性的。其时 ,孟德斯鸠的“世界主义”思想与歌德“世界文学”观的提出 ,对它的产生有着积极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但是 ,在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那里 ,却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学沙文主义的问题。其代表人物梵·第根将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做法 ,虽然替比较文学争得了独立的研究领域 ,但他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严格区分 ,却显然已经开始违背比较文学诞生…     

中国比较文学寻根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性的文学研究,其产生有赖于“人类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但全球化会使“人类”和“世界”都染上西方色彩。中国比较文学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一些新的养分,却失去了较多自身特有的一些东西,失去了自己原创的民族化的声音。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西式背景上的,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知识质态、谱系上都是西方的时,中国比较文学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面对比较文学的无边与无根,寻根就是寻找存在的家园。跨文明研究,着眼于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

从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定义问题，需要为比较文学寻找到一个基本共识。跨国别的文学研究，便是这种基本共识，而且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他的如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只是比较文学定义的必要条件，是以跨国别文学研究为前提的。比较文学不能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它还理应是一种文学形态，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本体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翻译文学作为链接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和桥梁，就是一种文学形态，即比较的文学形态。在跨国别的前提下，翻译文学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重申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可以使比较文学的定义明晰化，并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神话、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比较文学的合理内核

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反思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简单否定、决然断裂；二是合理继承、融合沟通。我们应对比较文学的反思保持经常的反思，继承学科建设已有的合理内核，即比较文学既要“比较”，又要“文学”，它们密不可分。这是支撑学科大厦的必要基石。     

建置在人生坐标上的价值取向——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

文认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是以其人政治理想为价值前提的,他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人生坐标核心部位上的政治理想的价值选择．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并非政治方面失意时之作,相反,正是他政治生命最辉煌时期所作。文中将辞赋与功名抑扬对比,意在表明其理想不在于辞赋,写辞赋只不过是他能力中的“小道”,他所追求的乃是从事大业,在政治事业上立功扬名．他的“辞赋小道”一说,道出了他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想法,并非“违心之论”．曹植前后期文学价值观发生转变,是他特定身世命运变化的产物,仍取决于他的政治价值选择,并非基于文学的独立价值立论．综合他对不同艺术形式所作的评论,可以总结出他的总体文学观,是以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为其价值判断．曹植主张文学作品要客载社会政治内容,主张以文学去参与政治大业,这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曹植对文学地位的轻视,是相对于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而言,并不说明他否定文学本身的价值,仅说明他的选择而已．     

浅谈比较文学

<正> 在文学研究中我们通常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几个方面的工作。在西方也还有另一种对于文学研究工作的划分方法,即: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和国别文学。在法国,“比较文学”这个术语出现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一八四八年这个术语才由英国诗人、文艺理论家马修·阿诺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

比较文学,在世界上也许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可是在中国,它还是刚刚开始,是一门新起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学科,我们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搜集大量的资料,力图勾勒出西方、印度以及日本等地的文学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二是通过平行比较的方法,将中外文学中相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以图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中寻找人类精神现象的异同来。这两方面的工作在我们国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此也产生一种偏向,即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始终是对国与国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都还没有从方法论本身的角度将比较文     

构建中国与东方文学文化对话的桥梁--评孟昭毅教授专著<东方文学交流史>

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前言》中讲：“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然而要将东方文学真正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文化多元化、民族语言千差万别的东方文学系统内，探索东方文学交流的内在规律性，挖掘东方文学文化的异质同构关系，不仅需要恢宏的学术气度、开阔的学术视野，还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科学的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理解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院院长孟昭毅教授的专著《东方文学交流史》，我们便不难发现它的艺术价值和意义。该书最值得珍视的一大特色是贯穿全书的平等的文…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国际比较文学的新格局：中国学者的贡献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当代传人佛朗哥前几年在一本新著中提出，当今比较文学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其一是文学与科学，其二是文学与其他艺术。他在结论中呼唤一种比较美学的诞生。显然，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最保守的法国学派学者也认识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十多年前曾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但最近十年报告的主持人海斯却没有对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现状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者在致力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跨界比较研究的同时，却在科技人文的跨界研究中反应迟钝，且著述不多。这与人文学者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有很大关系。这正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新文科视域下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发挥领军作用的一个极好机遇，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已经而且将继续为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

三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比较学者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自那以后,危机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着比较文学.当然,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危机”的涵义不同.韦勒克所说的“危机”,指比较文学第一阶段过分注重文学外部的因果和事实联系,忽视文学内在性和审美本质的实证主义倾向;此后二十余年间.比较文学的危机又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忽视甚至无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外部因素;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开始向漫无边际的文化领域扩展,从而混淆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概念,使比较文学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比较学者的危机感.英国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1993年写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中说“在一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我国比较学者谢天振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比较文学“to be or not to be”的质询,他们的议论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典型的表述.     

从湖湘走向世界——论胡良桂的比较文学研究

在极少数出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中,胡良桂是有代表性的一位。十余年来,他在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比较文学原理研究上,他建构了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二是在具体实践中,他自觉地运用“平行一贯通”法,超越了“X比Y”模式的局限,发现了诸多世界文学的规律;三是他揭示出比较文学精神的内核：“世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