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尼采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理性主义道德的批判

尼采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理性主义道德始终站在肯定"酒神精神"的立场上,批判其张扬抽象理性以贬损真实生命.尼采认为,理想主义否定了身体生命的基础性,残害了生命的活力和创新;其个体幸福主义削弱了人的生命力,促进了人的生命的虚无化;其普遍主义维护了世界的颓废统一性,压制了人的生命的个性化创新.尼采的批判从微观个体层面揭示了古希腊理性主义道德的对抗和异化性质,维护了道德价值取向的现实生命维度;其根本局限在于离开了人的实践性来理解这种道德,没有发现其历史的合理性.     

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生命道德实证探究——以广东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生命道德是生命德性的"应然",生命认知、生命关系与生命意义是其内在的三个向度。生命道德观实质反映了个体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是道德考察的切入点。为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命道德状况,通过对广东地区10所高校展开调查得出的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生命认同度与满意度、较强的理性精神与公民道德素养;大部分学生生活目标明确且充满生活热情,能处理好与同学、老师、家庭的关系。但也有少部分同学生命道德信念不强、生命实践能力不足、自我满意度不高,且在性别、年级、专业及是否接受过生命道德教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大学生进行生命道德教育,需要提高其有效性,耦合大学生的现实诉求与生命道德教育的时代特质,寻求生命意义的真谛;将生命道德植入社会实践中,修复生命道德中"知行断裂"的现象;以对话教育培植生命主体性,强化道德自主选择能力。     

守望家园--徐刚《21世纪不是梦》的生态解读

世纪之交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面临两难选择。守望地球家园、善待敬畏生命 ,理应成为人类的共同意识和行动 ,也是人类迈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

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在复活的过程中,都要经过时代道德的净化,并升华为更高层次、服务于时代的新的生命。在净化过程中,除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外,还要受历史因素、心理因素、美学因素的影响。     

论生命视域下教师道德养成教育探究

教师道德养成教育是指教师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方面的养成。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应以生命为根基,教师道德养成教育的四方面内容都凸显着生命性。如今,在生命视域下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出现了异化:生命道德认知意识淡薄;生命道德情感的冷落;生命道德信仰的偏失;生命道德意志的丧失。为此,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应从生命视角培养教师"知、情、意、行",的统一,从而提高教师整体生命道德素养,完善教师生命!     

《道德经》的生命伦理精神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同时也面对着后现代的道德境遇:传统道德基础的崩坍、道德权威的消解与生命伦理的学理匮乏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重新构建。尽管恩格尔哈特曾断言:一般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无法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道德,但是他仍主张寻求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道德结构。本文的生命伦理精神即作为这样一种道德结构的尝试,旨在为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构建提供可能性根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胚基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因其对生命之"道"的终极关照与对生命自由的无极追求而成为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始源之一,与生命伦理有着一致的内在旨归,即何以安身立命。本文基于生命伦理学构建的目的沿循生命之源、社会生命之治与个体生命之养的生命理路探析《道德经》中饱含的生命伦理精神。     

论生命视域下教师道德养成教育探究

教师道德养成教育是指教师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方面的养成.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应以生命为根基,教师道德养成教育的四方面内容都凸显着生命性.如今,在生命视域下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出现了异化:生命道德认知意识淡薄;生命道德情感的冷落;生命道德信仰的偏失;生命道德意志的丧失.为此,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应从生命视角培养教师“知、情、意、行”,的统一,从而提高教师整体生命道德素养,完善教师生命!     

尼采的道德“症候学”

尼采作为＂道德的破坏者＂、＂非道德主义者＂不是要反对所有的道德。他将柏拉图-基督教道德、康德的伦理学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看成是对生命本能条件的否定,即作为＂症候＂乃是生命颓废的征兆。尼采的＂狄俄尼索斯VS十字架上的耶稣＂要求对道德进行价值重估。一方面他的谱系学恢复了历史中的互相斗争的、多元的价值谱系,使道德的外在强制不再有效。另一方面它强调了强力意志解释世界的无穷性。道德作为解释,不论是出于被驯服的本能,还是饱满激情的释放,都是出于强力意志。     

雷锋生命价值的三重维度及当代意蕴

雷锋的生命价值从历史、空间、境界三重维度上表现为延伸性、普遍性和超越性。雷锋的生命价值符合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需要,即符合人的超越性的要求、符合群体共同发展的要求、符合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要求、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求,是对生命为什么有价值、生命价值是什么、怎样实现生命价值问题的直接解答。     

杨时生命哲学浅论

杨时的生命哲学包含其生命起源观、生命态度和生命修养观、生命价值观和道德实践观、生命栖居观。其生命起源观渊源于《周易》,关于＂气＂的观点受张载和＂二程＂很大影响;其生命态度表现为敬畏天命、顺应天命并发挥人的主体性,养气是珍惜生命和个体心性修养的重要方式;其生命价值观为社会道德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其道德实践观是对《中庸》之＂诚＂的践行;其生命栖居观主要体现在诗文中,表现为对天人合一、＂曾点之象＂、＂颜回之乐＂的追求,但又充满忧患意识。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康德先验伦理学

从哲学史语境看 ,康德将道德置于绝对先验基础上 ,力图建立伦理学的最高理论理念。尽管这是为道德合理性作论证的一次最卓越的努力 ,但从现代性问题语境看 ,这却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康德以后的伦理学越来越远离康德的理想而接近生活现实。这一思想史趋势可从舍勒和麦金太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窥其大端。虽然舍勒和麦金太尔立足于保守主义立场 ,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析却又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有某种暗合之处。     

"尽性至命之学"——阳明子生死智慧探微

本文主要探讨王阳明的生死智慧,并进而指出其现代意义。认为,阳明子以"尽性至命之学"来超越"生死之念",包括"惧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从而大悟"良知"之旨,实现了"昼夜生死"之体知;阳明子还以"死得其所"为生死践履,既要求人们为道义、事业而勇于献身,又要求人们应该保身全生(性),不要为取外物而伤身害命。阳明子的生死智慧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     

梁启超眼中的史家素质述论

梁启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家素质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他非常强调史德,把史德放在第一位。他对史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史家的主要功夫应用在专、精上面。他认为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并介绍了如何做到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史才方面,他认为最关键的是组织和文采。他的这些论述与前人相比更加清楚,更易于把握,使后来的治史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直到今天,梁启超对史家素质的论述仍值得重视。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三境界

现代新儒家的美学关注人之生命的审美建构,同时又因各理论家的侧重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风格和境界：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以“仁”境为根底,强调深沉博大的道德生命对审美的提携;方东美以“和”境为依托,强调“忠恕体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对审美的陶养;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则以“乐”境为指向,强调自我生命与人伦秩序融合而为一所产生的审美情感效应。但从理论的终极诉求来看,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所意欲成就的是一种内在于道德而又超越道德的生命自由境界,在此自由之境中,最高的美与最高的善体合无间、圆融无碍。现代新儒家的生命美学不仅是其在中国特殊语境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自救,更为现代性走出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资源。     

先秦儒家生死智慧浅论

儒家以理性主义的态度直面死亡,经由"仁"的"生生"填平了"生"与"死"之间的鸿沟,并用死后的声名远扬采激励人们生前努力于事业的开拓、道德人格的培育和践履,从而实现生命对死亡的超越.儒家这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派生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准则,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理想和规范.     

信息网络技术的影响探微

信息网络技术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道德风貌与行为方式.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扩大其正面影响,抑制其负面影响.     

简论儒家道德的内在性与西方道德的功利性

儒家道德与近代西方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确立起来的道德体系有着明显差异。前者强调道德的内在性,认为道德是人的本性;后者强调道德的外在性,也即功利性,认为人们追求道德是为了得到利益。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体系,应当充分吸收两种道德观的精华,对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功利基础都不可偏废。     

生命本质辨析

生命本质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前苏联学者的生命定义局限于概括生命的具体生物化学成分 ,西方学者的定义仅仅概括了生命功能方面一些非本质的特征 ,它们都没有能够在生命本质探索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复杂性科学框架中发展起来的人工生命研究 ,从生命的功能和信息方面概括生命的本质 ,对我们很有启发。生命的本质应当这样概括 :生命是自复制、自适应、自组织的开放信息系统 ,它具有进化 ,对环境做出反应 ,不断自我更新的属性     

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加强道德与法律建设应升华为弘扬民族精神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强调“法律”,并侧重于法治,特别是法治精神。然而,理论的统一与完美,并非意味着实践中的有效和真实。不管“道德”还是“法律”,仅仅停留在它们本身是不够的。一切进步都应处于超越之中,因此须将其先升华为一种精神,进而铸就优良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