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传》著作年代再考

<正> 关于《易大传》的著作年代,近人认识不一。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我相信《说卦传》以下三篇应是秦以前的作品。但是,《彖》《象》《系辞》《文言》则不能出于秦前,大抵《彖》《系辞》《文言》的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象》在《彖》之后。”李镜池《周易探源》:“《彖传》与《象传》——其年代当在秦汉间;《系辞》与《文     

安大简《国风》的次序及“侯风”试解

安大简《国风》并非全本,各风次序与今本《诗经》不尽相同,但其相对次序值得重视。在安大简中,《秦》在《魏》前,与《左传》相合;在安大简中,《侯》在《魏》前,从其实际内容看,相当于《魏》在《唐》前,与传世古书的次序相合。有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是《侯》即《唐》,安大简中关于《魏》《唐》的实际相对次序与传世古书并无二致,但安大简的抄写者误将“侯(唐)”“魏”的风名分别安到《魏》和《侯(唐)》之上。     

老子与《易传》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易经》并称。这不仅因为《老｝）《易》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许多共同的概念范畴,而且因为《易经》是老子学说的源头,而老子学说又极大影响了《易传》作者,使之成功地把卜篮神学之书改造为哲学人文著作。一、《易传》的学派归属与成书《易经》是老子学说的来源之一。《易传》是对《易经》的哲学阐释。它的作者是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孔子晚而在《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y”。此后,直到北宋,学者们普遍承认孔子作《易传》。北来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对孔子…     

关于《多士》、《多方》编次问题的探讨

今古文《尚书》均把《多士》编次在前,《多方》编次在后,这种做法恐与史实不合。就两篇诰文的具体制作年代来说,《多士》应作于周公致政明年,《多方》应作于周公摄政三年。这表明二诰在《尚书》中的正确编次应当《多方》在前而上接《梓材》,《多士》在后可上接《洛诰》。     

《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与唐明贵先生商榷

据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记载,汉文帝时已置《论语》博士,说明汉初《论语》已经存在,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其对策对《论语》的引用也说明了这一点。《论语》在汉初已出现,汉初鲁学、齐学并盛,故在这一历史时间已存在鲁学《论语》、齐学《论语》了,只是期间《论语》无定名,从而也无《鲁论》、《齐论》之称,但无名而实存的《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刘向《世说》考论

刘向《世说》见于《汉志》著录。总结历代学者对该书的探讨,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在辨析诸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世说》非《说苑》之另一题名;《汉书》刘向传中的《世颂》、《隋志》著录的刘向《世本》,与《世说》亦无直接关系;《世说》撰著于汉成帝时,在题材、体例等方面,与《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三书相似,属于一部历史故事集。《世说》佚文今存两条。     

《淮南子》与《文心雕龙》

作为华夏诸文化融合的结晶,《文心雕龙》不仅受《周易》、《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著作的影响,而且在《淮南子》中汲取了重要的营养,这一点,可在其本体论、创作论、文体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找到足够的证据。据此可以认为,《文心雕龙》对道家思想的借鉴是以《淮南子》为中介而实现的,其具体过程大体是:《老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心雕龙》。     

《通鉴目录》浅探

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者相继不断,在众多论著中,对研究司马光另一部与《通鉴》关系密切的著作《资治通鉴目录》(以下称《目录》)很少问津。本文在点校《目录》的基础上,就《目录》是否为《通鉴》的提纲,《通鉴》在付刻前是否作过修改以及《目录》校勘《通鉴》的价值三个方面,作一番探讨。一、《目录》是《通鉴》提纲说辨误《通鉴》的编纂过程分为丛目、长编和定稿三个步骤,这在学术界已有定论。最近,宋衍申先生在《司马光传》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说是丛目之前有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在编写过程中不断修改,《通鉴》上奏前又做了一次定稿,成为今天所见的《目     

《资治通鉴考异》对史学的贡献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三十卷,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同时完成。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时,将《考异》条文分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考异》与《通鉴》始合为一书,但《考异》仍有单行本通行。长期以来对于《考异》的研究,是《通鉴》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对《考异》的研究多限于《通鉴》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专文论及的寥寥无几。白寿彝先生指出:“在考异著作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尤应受到重视。”(《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考异》确实在史学上有很大的贡     

从《古文苑》辑录《木兰诗》看其成书年代

《古文苑》一书,世传北宋孙洙得于佛寺经龛,据说是唐人旧藏古文章。我们将《古文苑》辑录《木兰诗》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所录《木兰诗》对比研究,发现《古文苑》所录《木兰诗》出自《乐府诗集》。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订郭茂倩的生平和《乐府诗集》的成书时间,最终认为《古文苑》编成应该在北宋仁宗嘉祜年间以后。     

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整理、传授和发展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他一个人就教了三千个学生。他在晚年,在编纂教材和读物中,同时对中国远古文献典籍作了整理和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内《乐经》失传,故亦称《五经》。     

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

一西汉末年,四川成都出了一个多产作家扬雄。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叙述他的写作情况时说: 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这段话说明杨雄写作是喜欢摹仿前人的。他的《太玄》摹仿《周易》,《法言》摹仿《论语》,《训纂篇》摹仿《苍颉篇》,他的自传体长诗《反离骚》是摹仿《离骚》     

略论专刊的特色与定位

近年来 ,报业大战风生水起 ,报纸扩版愈演愈烈。最初兴起周末版 ,增加娱乐性、趣味性文章 ,口味风格贴近大众生活。这两年国内许多综合报纸又兴起专刊、特刊、周刊。如《光明日报》的《电脑周刊》、《家庭周刊》 ,《中国青年报》的《法制军事》、《经济蓝讯》等。《北京青年报》的周刊多达二十多个 ,在国内报纸中首屈一指。《长沙晚报》在湖南报刊中率先推出一周七个周刊 ,从周一至周日分别为《广厦周刊》、《时代周刊》、《消费周刊》、《招聘广场》、《健康周刊》、《财富周刊》、《娱乐周刊》。这七个周刊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又以…     

《中庸》思想体系试析

<正> 《中庸》原是《礼记》里的一篇,自宋儒大力提倡,与《大学》《论》《孟》合订为“四书”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的必读之书,影响极其深远。然而,《中庸》并非仅仅因为宋儒的提倡才变得身价百倍,事实上早在宋以前就有人对《中庸》予以重视了。刘向《别录》把《中庸》列为《礼记》中的“通论”一类。《中庸》作为一篇通论,是从总体上来论述儒家的基本原理,其地位同《礼记》中论述礼的具体内容的一般篇章便不可同日而语。《汉书·艺文志》“礼类”在“《记》百三十一篇”之外另有《中庸说》二篇,详其题义,应为解说《中庸》的专著。这一专著虽已亡佚,但我们藉此可知早在汉代就有人对《中庸》     

《蚀》三部曲与后延三部小说比较分析

茅盾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小说创作的。当时他迅速写出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情节连贯的中篇小说,被称为《蚀》三部曲。紧接着他又写了长篇小说《虹》和中篇小说《路》、《三人行》。本文题目中把《虹》、《路》和《三人行》称之为《蚀》的“后延”,这不仅指它们的写作时间是在《蚀》之后,而且主要指《蚀》三部曲和后来的三部小说,在主题、人物关系、情节安排和结构设置上有明显相似之处,本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即从这里开始。     

《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

汉初,《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论》在出现的先后次序上是《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在内容、篇次、文字的异同上《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20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在源流上,三《论》同源而异流.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史记》情结发微

金圣叹是明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左传》《水浒传》《西厢记》皆有评点。由于受明代＂史汉风＂的影响,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常常与《史记》相比照。指出《水浒传》在撰写笔法、体例方面对《史记》的继承以及两者的异趣,从中亦可洞悉金氏之《史记》情结。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老舍在山东大学及青岛期间的新材料

１９３４年９月至１９３７年８月,老舍在青岛居住了三年的时间。第一年,在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师,讲授《小说作法》、《文艺批评》、《高级作文》等课程。第二年,改任教授,讲授《欧洲文学概论》、《文艺思潮》、《欧洲通史》等课程。第三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其间,曾与友人在《青岛民报》上合办副刊《避暑录话》,并在校内外作过《诗与散文》、《中国民族的力量》、《文艺中的典型人物》等讲演。同时,还参加了发起青岛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