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即形式——以艺术作品为例

内容-形式二元艺术观通常认为,艺术品包括两方面的要素,即内容和形式。本文认为形式是第一位的,因为形式是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的关键要素,而内容却可以通过哲学、宗教、历史、新闻等非艺术品的途径获得,本文根据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以具体艺术作品为例,首先论述美即形式,即美的本质取决于艺术品的形式,接着分析了美和美感的不同,最后论述了在转型期的中国,异化的生产方式和极端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而正确地审美把人导向自由。     

蒙古族节日民俗中动物元素之探析——以那达慕为例

蒙古族节日民俗是反映蒙古族牧业生活特征的文化形式。动物是蒙古族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本文以动物这一视角作为切入点,对那达慕盛会进行个案分析,从动物学溯源的角度力图挖掘蒙古族文化与动物相对独特的关系,剖析了动物元素在蒙古族节日民俗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出蒙古族节日民俗中蕴涵的动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和谐相处的一种观念体系。     

知识考古学视阈中的韦勒克批评——以《批评的概念》为例

韦勒克在其《批评的概念》一书中，集中体现了他的纯历史主义批评观，即追求文学的总体意义和统一性，注重对文学概念本源和连续性的探求。而福柯通过以主体的非中心化与历史的非连续性为理论核心的知识考古学，实现了对韦勒克批评观的解构。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基于人类学互惠理论浅析当代蒙古族寿礼的演变——以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沙日塔拉嘎查为例

互惠行为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而蒙古族的寿辰礼仪是较具有代表性的互惠形式之一,其受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形态的转变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及社会背景条件下,所体现的形式与意义也有所不同。祝寿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蒙古人视礼物为交流感情的纽带,认为言语无法表达足够的诚意,而礼物是真心的象征,但在世界大潮多维文化相融的影响下,人们思想观念有了很大变化,传统民俗与禁忌淡化,寿礼正在失去其祝福意义,实用价值更为凸显。     

生态民俗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民间语言——以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宁西部蒙古贞地区的农区蒙古族在近百余年间经历了从游牧生计方式到农耕生计方式的转换。农区蒙古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语言发生了历时性的变化,从蕴含了生态意蕴的农谚到具有深厚生态特质的日常生活的语言习惯,民间语言映射出该区域农耕文化生态民俗价值观的建构,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农区蒙古族从游牧民到农耕民的细微而深刻的文化变迁。     

蒙古族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牧区及其他城镇的蒙古族人口作为流动人口开始不断出入呼和浩特市。流动人口作为本民族内的特殊群体,他们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因流动和城市化而大量吸纳新环境的文化,其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对这些年轻人的择偶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的话,那么社会阶层观念则划定了他们的择偶范围。社会结构交融的加深导致了很高的族际通婚率。择偶范围的有限性、经济条件的限制性及他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促使他们组建核心家庭。     

族群认同的宗教性建构——以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人,获得了正式民族身份,民族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传统信仰复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把当地原有的关圣宫改建为三圣宫,发明一整套祭祀祖先三圣的仪式,并在新近创造的忆祖节和从内蒙古引进的那达慕节等重要场合展演加强这种新的信仰和仪式,完成了一种三圣信仰的新宗教体系及其自我再生产机制的构建,通过宗教信仰的途径实现了建构和表达自身族群认同的愿望。当然,这一系列宗教性的族群认同表达方式的发明,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当地的原有信仰与文化,因而能够有效的表达与持续维系当地人的族群认同。     

当代相声艺术兴衰之因初探——以侯派相声为例

作为当代相声的第一流派,侯派相声的发展浓缩了当代相声发展史。通过侯派的发展看,推动当代相声兴衰变化的关键要素有三：一是高雅化之力。当代相声渐趋高雅,表演风格日渐美化而具“学究气”。高雅化使相声获得了文人支持和高端市场而一举成功,但也逐渐失去底层观众而日渐衰落。二是政治化之力。政治推动当代相声至最高潮而显赫一时,也使其艺术观念畸形化、创作工具化及艺术手法扭曲,失去了根本而致日后衰败。三是新媒体之力。新媒体推动当代相声风靡全国、家喻户晓,但也使之沦为滑稽快餐。电视媒体促使当代相声演化为喜剧小品,最终偏离了传统相声的范畴。     

蒙古族传统乐器工艺特征研究——以蒙古四胡为例

蒙古四胡是蒙古族音乐文化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具有群众基础、且独具草原气质和韵味的蒙古族传统代表性拉弦乐器,并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四胡的音色、演奏方法以及制作材料、构造以及制作工艺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本文通过对四胡的选材、构造特点和工艺特征进行深入研究,保留其传统手工技艺特色。     

嫩江流域蒙古族音乐调查研究——以胡尔奇民间艺人为例

在短短百余年时间里,位于科尔沁边陲(西临)、东面受强大的汉文化影响的嫩江中下游东西两岸的蒙古族地区胡尔奇民间艺人(四胡民间艺人)在社会的变迁与时代更替中经历了由鼎盛时期到逐渐衰萎的变化。经过多次田野调查与考证,这一地域清末民初以来大部分胡尔奇民间艺人的姓名、生卒年、师承关系、演唱曲目、演奏特点、主要贡献等较为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得以保留。     

蒙古族大学生人格特质研究——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大学生为例

本研究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16PF人格测试问卷》施测,对蒙古族大学生的人格特质进行了分析,其结果如下：蒙古族大学生16种人格特质除了怀疑性和独立性两个因素有低分倾向外,其余14种因素的结果均处于中等水平。据此,可以把蒙古族大学生的人格特质确认为中间型。     

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特点及成因——以呼和浩特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出现了如下新情况,即蒙古族流动人口的城市化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业的兴起、教育市场化、生态退化和分散居住效益递减而聚居效益递增等因素直接相关,这些因素加剧了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其中服务业兴起和生态退化等因素不容忽视。学生是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更应引起重视。     

蒙古族聚居区的城镇化模式探析——以通辽市城镇化发展为例

通辽市是全区、全国蒙古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本文以通辽市城镇化发展为例,对蒙古族聚居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探析。通辽市凭借着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和自然、人文条件,根据实际,选择分散式的城镇化道路,以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以科尔沁文化为主题塑造通辽市旅游形象。因此,城镇化发展成果比较明显,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必须时刻注意,以健康城镇化作为发展的终极考量,防止"中国式城市危机"在通辽翻版。     

论当代诗人散文中的诗性——以《晕眩》为例

诗歌与散文的文体之争,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中一个最具戏谑色彩的隐喻之一.当一位诗人转向(也许只是间或)散文写作,其不仅是在探索着散文的文体可能性,而且力图保持其作为诗人的身份;也就是,在写作中他既维护诗歌与散文的界限,又试图将诗歌的结构方式(而不仅仅是气息)渗进散文或转化成散文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其散文和诗歌构成了一种"对位"关系.     

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探析——以西安市为例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人才基础。本研究针对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开展了相关调查,对西安市农村实用人才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结构、培养资源、培养模式和培养效果都有待加强。影响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的主要因素有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体制和城乡差别,因此要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引导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丰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增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