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谭人凤“社团改进会”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社团改进会”是辛亥武昌首义，中华民国肇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的历史条件下，于１９１２年９月由谭人凤为首所发起的一个试图对旧式会党进行改造的政治组织。对此，以往史学界大都视其为民初革命派对会党进行“过河拆桥”的可耻行径，“代表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弥漫全国的挥舞屠刀镇压会党的逆流。”①认为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目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求会党群众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在袁世凯的‘圣明’统治下，‘振兴实业’，从‘秩序的革命’转入‘秩序的建设’”②，“是暗中向袁世凯讲心里话”…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张华腾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初议会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激烈斗争，其实质是封建专制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斗争。斗争结果是议会被解散，袁世凯专制独裁政权确立，辛亥革命最后失败。因此，揭示袁世凯与民初议会的斗争...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军衔制度的实施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军队管理制度，它于清末新政期间引入中国，并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清末民初军衔制的引进、完善过程中，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统一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把军衔制视为收买人心的工具，毫无节制地封将授衔，不仅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也对北洋军的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清末民初袁世凯发展经济的实践探析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主要表现在重视经济人才、广开利源、发展工业,强调经济的发展环境。袁世凯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则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坚持独裁、实行武力统一的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的最终分裂。在这一年中资产阶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常全喜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在清末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固然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的控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袁世凯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颁布和...     

徐世昌与中国军、警近代化

徐世昌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历史人物。本文拟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徐世昌在发展军事、警察等方面的活动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同仁。军事近代化徐世昌参领军事活动与袁世凯有关。徐、袁之间关系非比寻常，二人自光绪四年即1878年即已订交。当时袁世凯“家居多闲”，“慷慨好施与”，“寒士多依为生。”①徐世昌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因家道中落，“幼而贫困一，或曰世昌“往游”袁世凯的别墅——仰山里，恰值周者外出。世昌也不客气，径自入内，世凯”起而揖让，互相倾服，遂定交。”后世昌无力人都应试，是袁世凯“助以川资，始克成行。”③光绪十二…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论民元商界“争复公权”运动

民国元年 ,在商会的组织下 ,商界发动了一场“争复公权”运动。由于临时参议院和袁世凯政府对该运动做出了不同反应 ,影响了商界的政治倾向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初政局。该运动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它不仅是商界整合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而且反映出商界民主、参政意识的显著提高 ,是商界政治素质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农业发展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于倡农,兴办农业组织,举办农业学堂,惜农,护农,颁布政令等.清末民初我国农业经济的近代化,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努力,不无关系.     

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

关于孙中山民元四月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到宋案爆发一年内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学术界早有定论,认为孙中山一年的奋斗其实就是幻想,甚至还犯有与袁世凯会谈的错误。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这一年的奋斗以民生主义为主导,对民初政局、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认识没有幻想,没有错误,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正常行为,在民初共和时局面前,政治家的相互妥协既正常又符合民主法则。随着时局的转换,孙中山及时修正或更改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主要民生主义的奋斗转换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奋斗。     

背离原则的妥协--解读民初政治精英消除党争的实践

在党争误国的舆论下,民初政治精英先后成立了多个消除党争的组织.这种背离政党"合法反对"原则的政治实践,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消除党争是宪政精神与救亡图存价值冲突妥协的产物,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消除党争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本土化的过程,而只有本土的理论化才能获得科学的存在.     

清末民初商会在商标纠纷调处中的居间作用——以苏州总商会为样本

清末民初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各地商会在商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一定的居间作用,对于当时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和商标纠纷的解决有积极意义。但社会商标意识的淡薄限制了商会调处作用的发挥,商会成员的绅商属性削弱了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效果。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恩怨

黎元洪与同盟会毫无渊源,对年轻气盛的革命党人耿耿于怀,于是,就和袁世凯合作,与革命派对抗,对袁的支持甚大。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与黎又产生了分歧,总体上,仍然恩大于怨。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如何认识孙中山“让位”问题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而告夭折。这是中国当时各种势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互斗争,以及革命派内部相互斗争的结果。一中国社会,到辛亥革命时,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切事变,无不具有极大的左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