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核威胁吓退了中国"--神话还是历史?

1953年初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卿杜勒斯称,美国的核威胁迫使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即美国的核威胁吓退了中国.这种说法是神话还是历史?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以及当时中国和朝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和中朝两国就作出了加快朝鲜停战谈判和尽早结束战争的决定,这与美国的核威胁无关.此外,对于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当时美国政府的内部存在着许多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背离与回归: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对朝政策上最初采取了有悖于传统"中立"政策的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之后不久,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参加一切形式的联合调停的"中立"政策.由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葛礼山的个人原因,美国最初采取了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但由于美国不希望欧洲列强过多介入朝鲜事务、美国舆论对朝鲜的冷漠态度以及朝鲜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次要地位,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联合调停的传统"中立"政策.尽管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自回归到传统"中立"政策之后,美国采取的完全是偏袒日本的政策.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生物武器新说

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是否使用生物武器,已成为历史之谜。近年来,随着各国档案的相继公布,解开这一谜团的时机业已成熟。通过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动机、条件、现实需求及国内环境的剖析,及对美国官方为掩盖事实真相而采取的措施和相关人员神秘死亡的具体案例的分析,充分证实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物武器。     

美国与朝鲜核问题的历史分析

冷战后,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逐渐让位于地缘政治因素,在不放弃对朝鲜遏制的同时,美国采用了有限的接触政策,诱使朝鲜放弃核计划,开始重点防范那些对其抱有敌意并拥有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以武力相威胁的同时与相关国家进行单方面的合作,或直接与朝鲜谈判,但由于美朝固有矛盾从未消除,均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目标,凸现单边合作机制的局限.针对当前朝核问题采取多边合作机制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     

美国对朝占领政策述评

二战后,美国为确保对朝鲜半岛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力,服务于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对朝鲜半岛南部实施了军事占领.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美国在占领期间推行的内部事务管理政策以确保朝鲜未来政权"亲美性"为基本目标,并最终扶植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南朝鲜独裁政权.美国对朝占领政策昭示:美国占领政策的真正基础是战略利益,"民主改造"只是一个口号.     

朝鲜核危机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改善其周边安全环境,满足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是美国的歧视和制裁政策导致的.但朝鲜核危机使半岛局势更加紧张,为美国对东亚事务的介入提供了借口,为日本大力增强其军事力量甚至核武器提供了契机,并有可能出现核扩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不想朝鲜半岛再生战事,中国不愿再次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事,所以中国必须努力通过六方会谈促使各方协商,从而促进朝鲜核危机的最终解决.     

朝鲜停战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朝鲜停战的重要机构之一.关于该机构的职能和地位,《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做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但该机构从酝酿成立及之后的职能实施却历经波折.该机构的成立主要源于中国的朝鲜停战监督构想,即让中立国监督朝鲜停战,这与美国所主张的让联合国监督朝鲜停战的根本理念相冲突.因而,在停战谈判过程中,美国就竭力限制该机构的职能地位.该机构成立之后,美国又竭力破坏其在停战监督中的职能实施,使其难以在韩国立足.最终,美国单方面迫使该机构撤往非军事区,使其无法正常行使停战监督职能,成为形同虚设的机构.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历史考察——基于美国新近解密档案的实证分析

朝鲜半岛当前的核危机是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升级而来。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展开了首次公开双边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同意暂缓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南北联合宣言中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郑重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武力，不干涉朝鲜内政。然而，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由于美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南北对话与特使交流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趋向紧张。朝鲜从反应堆拆除燃料棒，并拒绝国际检查员采集测试样本的举动使危机达到顶峰。由于担心朝鲜可能在被迫情况下采取极端行动，美国在不放弃外交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策划对朝空袭。此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传递出了朝鲜愿意重返外交谈判的信号，美朝借此契机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协议存在诸多隐忧，主要表现为：美国将对朝政策与整体外交战略挂钩，影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一贯性；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兼顾韩国立场；美国对朝政策受到官僚政治制约。框架协议存在的问题也孕育着美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重趋紧张的可能性，为朝核问题的再次浮现埋下伏笔。     

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订与实施

本文主要研究和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1955)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于防止中国加入苏联阵营的目的,曾对华采取了较灵活的贸易政策,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华则采取了全面经济遏制和封锁的政策。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国内的一些不同意见,继续带头对华采取孤立和封锁的政策。     

炮舰政策与晚清教案

摘要晚清时期,列强利用炮舰干涉教案的政策分为四个阶段,变幻莫测.法、英、美、德是利用炮舰干涉教案的四个主要国家,它们的政策也有差异.列强利用炮舰干涉教案的政策对中外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关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目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抗美援朝的决策问题研究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向中国东北,引出了中国的安全问题。抗美援朝涉及方案规划,包括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方案抉择等环节。抗美援朝从公共政策理论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从中获得有益启示。      

中国航海教育立法模式的探讨

通过分析、比较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航海教育立法的模式 ,探讨了中国航海教育立法模式可以借鉴的方案 ,并提出了根据基本教育法律中委任性规则的授权 ,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航海教育立法的建议。     

朝鲜开国前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中国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宗藩关受到了严重冲击。同一时期,作为"隐者之国"的朝鲜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封建统治逐渐衰落,加之,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随着清王朝国门的开启也开始对清之藩属虎视眈眈,朝鲜也面临着严重的开国危机。清王朝向来以体制攸关,尤其重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体制,然而此种情况下,清政府为时局所迫不得不改变旧制,以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之策来应对朝鲜已经临近的侵略危机。从众多层面上看,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是朝鲜的开国危机与清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克林顿政府与布什政府对朝政策比较分析

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仍深受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美国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征。克林顿执政期间，接触政策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朝鲜做出让步，最终达到迫使其放弃核武器研发的目的；布什执政期间，遏制政策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通过对朝施加强大压力以迫使朝鲜屈从美国的意志。就政策的实质而言，克林顿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布什则是一种对抗性的政策。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于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援越抗法与抗美援朝战略抉择的共同性

立国之初,新中国就被迫面对两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印支半岛的越南抗法战争和在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两场战争都是冷战体制下的产物,不仅影响了新中国的地缘政治,还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安全。新中国考虑到世界格局的性质和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亟需捍卫自己的利益;另外,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看,新中国应该积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持兄弟国家的民主民族斗争。这两方面因素最终使中国选择了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     

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美政策述评

对美政策是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阿登纳政府围绕主权恢复与加入西方、重新武装、经济重建、德国的统一、核武装等领域对美国开展了大量的外交工作,寻求美国的帮助与合作,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该时期的对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既有对美国的"依附"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是阿登纳政府为追求本国根本利益,进行实用主义外交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