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与北宋科学

苏颂,(公元1020年-1101年),字子容,北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人.他与王安石同登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苏颂为人正直,为官五十余年,遵守法规,不为奸污.宋神宗时领导一个科技班子,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首创世界上第一座天文授时仪器"水运仪象台",编著驰名后世的《本草图经》、《新仪象     

苏颂政治生涯述略

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和科学家。但他们多为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在科学上有所建树,二者实难兼备。11世纪时的宋代,我国出现了一位二者兼备的人才,他就是苏颂。象苏颁这样身为政治家又在科技史上做出光辉成就的人物并不多见,然而,长期以来对苏颂却研究介绍得很不够。近年来,学术界对苏颂的研究多集中于科技史上的成就和贡献,对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尚未见有专文发表。本文试图对此做些初步探讨。苏颂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22岁时与王安石同登仁宗庆历二年(公元     

宋代科学家苏颂籍贯及徙居地考释——纪念“水运仪象台”研制九百周年

苏颂,福建同安人,是我国宋代杰出的科学家。关于苏颂的籍贯和徙居地学术界说法不一。对苏颂的原籍,有泉州,南安,晋江,同安四说;对其宦游中的徙居地,有润州,丹阳,丹徒三说。兹列举如下: (一) 《宋史·苏颂传》说:“苏颂,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福建通志》、《南安县志》的苏颂传略都从此说。几年前出版的《福建科学家小传》和《南安县地名志》,仍将苏颂作为南安县的历史名人,给予列传介绍。     

苏颂的政治风格及科学成就

苏颂别字子容,宋代福建泉州同安(今属厦门市)人,因父亲苏绅葬在润州丹阳,故迁居丹阳。他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历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六朝,享年八十二岁。苏颂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举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开始做地方副弍,后来内调做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连续9年之久。他博览秘阁所藏书籍,自有文字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图纬、律吕、星宿、算法、山经、本草、训故文字之学,造诣俱深。他任官职,时在地方,时在中央,反复变动。先后任宿州观察推官、知江宁县、南京留守     

苏颂对我国本草学的贡献

苏颂(1019—1101)是北宋的著名学者,一生中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而且还是自然科学、博物学家。他23岁中进士,从政50余年,五朝为官,政绩突出,是封建社会中博古通今、才华横溢的卓越人才。其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所著《本草图经》一书,探讨其对我国本草学的贡献。     

略论苏颂的政治倾向

苏颂,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今年是他《水运仪》创始九百周年。哲宗在位时,曾在中央政府任职多达七年之久。他所从事于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主要在北宋王朝的后半期。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变法与反对革新变法的斗争异常尖锐。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苏颂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呢?它是研究苏颂的学者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人不揣学识浅陋,仅就读书所得,谈点粗浅看法。     

论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李约瑟博士在他半生心血编纂的空前巨著《中国科学与文明》(汉译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对于前半个问题,李约瑟博士在池的科学史著作中已经作了详尽的叙述,他在叙述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来说明,在上古和     

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

1993年我在香港大学做过一个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那篇演讲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有密切的关系。那篇演讲的结论是：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而此四条件中国已基本上或即将具备了。     

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

<正> 孔子在人类文化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学术思想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上的精神财富。中国之有孔子,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一)哲学思想天道观是先秦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殷周以来传统的天道观认为天是具有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他是主宰一切的。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传统观念,如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以下只注篇名)“畏天命”。(《尧曰》)但这并不代表孔子天道观的特点。孔子对鬼神和命的态度,反映出他的思想特征。孔     

徐光启科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正> 徐光启因为他对中国科学史的杰出贡献,被后人推崇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作为伫立在近代科学门槛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科学巨匠,徐光启的贡献不仅反映在他最早接受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鼎力完成科学巨著《农政全书》,以及主持修改历法,编纂《崇祯历书》的辉煌成就上,而且还反映在他不甘陈规陋习的羁绊束缚,表现出广收博取、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开创了一代学人匡世济艰的求实学风上。这样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继承的。那么,徐光启的科学思想究竟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析。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一尽管“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不过是“末由小道”、“奇技淫巧”;科技人员在士大夫眼里,只能是“方技者流”。汉儒董仲舒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就是说,有志于探究物质世界奥秘的人,理当被摒弃于“圣人”之外。在这种视科技为“形而下”的观念的支配下,《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十六家列于卷末;《新唐书·方技列传》则称从事科技者为“小人”,说什么:“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传统文化轻蔑科技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它置于经学范畴之内,使其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游离于经学之外。由于传统文化中并无科学技术的观念,因而很难从传统语义中产生足以准确反映科学技术本质特征的概念、定义,甚至语汇,人们只好用“格物致知”一语来称谓自然科学。“格物致知”命题,是个典型的经学问题,但它多少也包含有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格物致知”一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

纵观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及其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具体地说首先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代表作有:《江村经济》(1939)与《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与《乡土中国》(1948)等。其次是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其三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尤其是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更有着重大意义的理论,它要建立的科学和人文统一的社会学,更需我们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来实现,这也可以说是费老的学术遗言。     

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读叶圣陶早期短篇小说

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其主要贡献在短篇小说方面。他从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出发,自1919年开始创作白话小说起,到1928年的10年间,他发表的短篇小说约70篇,先后编为5个集子出版。这就是《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6)、《未厌集》(1928)。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小说里的人物差不多全是知识分子跟     

道教对科学和教育的贡献

从哲理、伦理、心理、生理、物理这五个层次看,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道教是最接近科学和技术的;以发明火药为例,道教的“试验模式”对科学是有贡献的;《道藏》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直接“缘起”;道教的“修炼模式”对发展教育模式是有启发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楚辞研究之新变——以闻一多《楚辞》为例

闻一多对于《楚辞》研究的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将屈原突出为人民的诗人;二是他从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真实地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路径;三是他在对《楚辞》的校勘训诂上做出显著的成绩;第四,他对将《九歌》还原为雏形的戏剧做了尝试.在整个20世纪,《楚辞》研究者中没有谁能够像他这样取得这样多方面的成就.他是20世纪乃至整个《楚辞》学史上,对《楚辞》研究从事的方面最广,因而综合性最强的学者.     

评《文学的命脉》

王兆胜博士是坚持文学的精神品质的批评家,他用《文学的命脉》为自己的论文集命名,表明了他对文学基本价值如爱、美和自由等的关切和诉求。这是一部富于理性色彩、人文情怀和学术品位的著作,它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深邃的思考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贡献了值得重视的思想成果。作者有意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侧面进行总结,他的论文多有以“20世纪”冠名者,如《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分析》、《北京文化与20世纪中国散文》、《论20世纪中国性灵散文》、《论20世纪中国艺术家散文》、《论20世纪中国散文研…     

如何评价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理论?

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本世纪初。其代表人物,首推王国维,次举蔡元培,他们是奠基人。王国维(1877—1927)作为中国近、现代交替期间的著名学者,主要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但在美学上也有很大功绩和特殊贡献。1901年至1912年期间,他写了不少哲学与美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2)、《红楼梦评论》(1902)、《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古雅在美学上之地位》(1907)、《人间嗜好的研究》(1907)、《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2)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揉合成一套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游戏说”、“天才说”、“解脱说”、“古雅说”、“眩惑说”、“境界说”等一系列观点,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特别是“境界说”在我国美学界和文艺评论界的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我们评论文艺作品、进行文艺欣赏的审美标准之一。     

略论格萨尔艺术形象的时代意义

<正> 驰名中外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下简称《王传》)是藏族文学史上最有时代意义和最振古铄今的一部宏文巨著。它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对世界艺林的贡献,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它的影响所及,早已踰越了民族界限、国家界限,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也是世界民族民间文学史上的瑰宝。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石泰安(法籍德人)称这部英雄史诗为“亚洲各民族民间文艺的宝库。”他认为,《王传》是研究青藏、康藏高原古代社会的一部异常珍贵的百科全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策·达木丁苏伦博士高度评价《王传》说:“象珍珠般的贯穿着真理和深意。” 《王传》有着浩繁的卷帙,壮阔的场景,磅礴的气势。通过艺术形象“格萨尔”的塑造,概括了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的“智慧说”

冯契(1915—1995)教授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哲学家,不仅是一般的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智慧说”(《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于一体,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智慧说”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论巴金的悲剧观

巴金不但没有专门构建过悲剧美学体系,而且连象鲁迅那样为世人所公认的悲剧定义似乎也没有.他只是在创作谈中,在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贡献出高觉新、汪文宣等不朽悲剧典型的半个多世纪的艺术耕耘中,以他艺术家诚笃的心灵,彻悟出悲剧的真谛的.巴金对悲剧本质的见解“他们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掉了这一切之后所发出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复仇·自序》).“《万尼亚舅舅》的主题倘使是‘白白地毁灭的美’,那就是说,庸俗势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毁灭了人生的美”(《印象·感想·回忆》).巴金上述的这两段话体现了他对悲剧美学的精辟见解.我们结合着他的创作实践从几个方面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