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认识论、本体论、实践观诸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系统比较,据此提出把实践提到首位的哲学中包含着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唯心主义的对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处于由多种哲学思想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立足于实践观点反对传统的唯心主义井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影响,又要始终不离唯物主义的基础,反对实践的唯心主义。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释中的问题与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释是一种知识论路径的解释，这种解释遮蔽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思维变革的真正意蕴，只有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路径才能深切领悟其当代性意义；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是知识论哲学思维的内部对立，马克思走出了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也就走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僵死对立；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就在于它拆除了一切近代哲学出发的前提，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同质性之根本所在。     

科学之实在论浅析

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发生了历史学转向,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成为科学哲学发展中最激烈持久且最令人注目的争论之一。目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虽存在对立,但它们之间对立的形势正在趋于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终结了意识绝对确定性的哲学幻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又给予我们许多现实的理性的思考.     

试析客观真理论的失误

客观真理论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客观真理论曲解了唯物主义真理观与唯心主义真理观的对立。客观真理论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不能适应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更无法反映时代的特征。     

从马克思的哲学出发点谈实践唯物主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哲学史上任何一派哲学都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这一基本问题.依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哲学被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象一根红线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始终.但是,哲学史上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之外,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还存在着哲学出发点的差异.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普特南哲学的终极命意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是普特南哲学的内在追求。普特南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转变 ,即由科学实在论向内在实在论转变 ,再由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向生活实践的进一步皈依。内在实在论由于尚未真正摆脱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思维方式 ,故显出自身学理上的不融贯。而自然实在论在生活实践的层面上纠正了传统二元式的思维方式 ,坚持了实在论的追求而又抛弃了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的包袱 ,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寻得了一条中间道路     

浅谈普特南的哲学思想发展及其演变

普特南的科学哲学思想由早期的科学实在论转向内在实在论到最后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自然实在论,其哲学立场虽有两次重大的思想转变,但是一脉相承,即由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再超越两者的对立,最后回归生活实践,进入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其思想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对原有理论的超越和发展.     

论胡塞尔现象学对自在之物的批判

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既有先验观念论的含义,也有超验实在论的含义,两种含义分别代表了康德进行理性批判的不同立场。胡塞尔将这两种立场纳入自然主义态度和现象学态度的对立之中,并主张通过现象学的反思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彻底化,同时消解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的超验实在论设定。     

超越实在论和建构论——科学理论的认知地位分析

科学哲学的发展实质上是对科学知识的主体建构性的不断揭示,而科学理论的认知地位分析是解决科学哲学所探讨的其他问题的出发点。通过对现代科学哲学中较为普遍接受的几种理论观:实在论的理论观、工具主义的理论观、描述主义的理论观以及建构主义的理论观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揭示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并提出一种基于自然、社会和认知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实在建构论,即科学理论是基于涉身的理性建构。     

“实践唯物主义”抑或“唯实践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式及当代意义的再解读

马克思科学实践观既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合理性超越,又实现了对它们的积极扬弃（即将其中蕴涵的唯物性和能动性引入自身）,指明了新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精辟地阐明了他的新哲学的实践原则及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践本质。如果用“唯实践主义”代替科学实践观,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唯物主义诠释成“实践主义”,那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而是倒退到了他已经抛弃掉的旧哲学上去,对之作了退行性理解。     

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模式

囿于历史原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为一种僵化的哲学认知、评价模式。这个哲学模式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衡量哲学,并把二者的分歧与对立绝对化、意识形态化,严重误读了哲学基本问题,陷入简单化、抽象化、公式化的误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有害影响。有必要突破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对此,马克思哲学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模式的解释原则。     

西方哲学整合观初探

德国古典哲学,试图克服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实现哲学的统一。以此为前提,现代西方哲学从宏观进入微观,从语言、分析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实践哲学、主体客体观等方面对物质和意识进行剖析,扬弃传统的两极对立,力图实现哲学派别的互动和兼容。这个过程是一个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从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过程,那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从对立到兼容,又从兼容到整合的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吗？——“以物化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化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

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或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也不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即“历史哲学”。它仅仅是揭示“史前社会”人被“物化”方面的事实之科学方法，主要是研究资本剥削所形成的总的科学观点，根本就不是哲学。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只能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唯心主义”。     

艾思奇哲学党性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哲学党性概念最早由列宁提出,其内涵被概括为哲学党派间的斗争性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艾思奇哲学党性思想既吸收、继承了列宁哲学党性思想的精华,即哲学上是有党派的,且党派间是有斗争的,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且创造性地将哲学党性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阐述哲学党性与阶级性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革命性地提出哲学中一定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那个阶级政策的哲学表现等重要新观点。这对深入把握和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助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有着一定的历史和革命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怀疑论的存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意义的新认识

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意义,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把哲学家及其哲学分别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从而试图完成对全部哲学的说明,但怀疑论独立存在的事实表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意义错误理解了怀疑论本身,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怀疑论看成不可知论,从而并不能图示哲学的全部图景,这就要求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必须进行新认识,这种新认识以对怀疑论独立存在事实的认真分析为基础而成为怀疑论之存在合理性的根据.     

实践哲学探源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一直陷于一元论与二元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之中,都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独断论和绝对主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以实践的观点扬弃了这两个抽象对立,一举摧毁了那些一直统治人们的绝对本体,从而向人们敞开了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能否突破传统式的对立

曾被恩格斯宣扬的哲学基本问题所意指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已经被左翼思潮所抛弃。马克思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哲学,而是一种哲学的变革,而且后者与政治有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论战之交集处在于持有何种主体理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彰显了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对立的可能性。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及哲学史的构建原则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我们科学理解物质和意识相互关系的重要范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源于实践,其主从关系随具体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离开了具体的实践背景,就会使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讨论变成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抽象论争。而把唯物或唯心的本体论结论作为评价哲学理论是非对错和解读构建哲学史的普遍原则,不仅有悖于史实,而且也不利于哲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应用

澄清了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内容,对应于其内容,论证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技术探究理论以及杜威的技术价值观与技术伦理观等,是他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而工具主义方法则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引入技术哲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