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左传》“夏汭”考

对夏汭地望的几种不同注解春秋时期的"夏汭",两见于《左传》.昭公四年记有吴伐楚时"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昭公五年记有楚伐吴时"?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汭".西晋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古汉水(沔水)下游又称夏水,故春秋以至汉、晋,汉水之口称为夏口,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记之汉水东流"南入于江"之处,约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最东端的碪家矶至黄陂县南的沙口之间.不在今入江处.     

论《国语》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

《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汇编了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实,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其外交辞令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言辞的重视,体现了春秋时代记言说理的艺术成就与技巧,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语》在历史文学上开创了古代史学之先河。在记言、记人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左传》所继承。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文艺学〕

历史学先秦史卫国未能称霸中原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卫国地位在西周初封时较齐、鲁、宋、晋等国远为重要,至春秋初期乃为诸侯大国,按理完全可以称霸中原,但由于周室衰微,戎狄乘机而起,而卫国处在狄族的包围之中,受难最重,故不仅无法称霸,并且几乎被狄灭国。公元前660年,卫被狄击败后,靠齐国帮助,迁至楚丘(今河南滑县),从此便成为小国。另一种意见认为,春秋时期,卫国之所以不能称霸中原,首先是卫国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暴虐无道,争权夺利,因而导致内乱频繁,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其次,在政治上,卫国统治者因循守旧,不能改革发展生产,不能利用贤能治理国家奋发图强。再次,从列国形势看,在春秋诸侯妄图称霸、剑拔弩     

春秋吴爵位考释

爵位为商周时期天子以下的五等禄爵,即公、侯、伯、子、男.<春秋经>中记载吴君寿梦及其后历代吴君爵位为"吴子".<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吴五世周章受西周朝廷"封之",后世学者注为"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日吴太伯."<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春秋后期吴国君寿梦时,晋"联吴制楚"后,吴国与中原列国通好.在吴与中原列国国君晤面的外交场合,<春秋经>记载中原列国国君爵位时,却不记吴国君爵位,且多用模糊吴爵位的"会吴"及"会""吴人"等记之.<国语>记载关国君夫差在黄池盟会与晋争霸时所说的"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表明了夫差对吴君爵位"吴子"的不满,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吴来徵百牢"事件,既反映吴国君夫差以极端形式表现对出吴君爵位排次较后的反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及其礼制的不满.     

论春秋时期吴国的霸业

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并争,天下大乱。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140余国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域中,争战厮杀,兴衰变幻,存亡无常,先后出现了齐、晋、楚、吴、越五国争霸的局面。吴国原是偏居东南一隅的小国,为什么能够突然崛起,西破荆楚、南服越人、北威齐鲁、力挫强晋,成为一时的霸主?而又为什么它的霸业是那样的短暂,如同昙花一现,竟至骤然灭国?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史家重视并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试作粗浅探讨。     

晋国灭国略考

晋国始自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只是一般诸侯的小封国,地域一同,与其它诸侯小国并无大异.但经过春秋前半期兼并,到春秋中后期却发展成为中原大国,占有了山西全省并跨河南.河北的中原地区,称霸中原诸侯近一个世纪,即所谓文公称霸,景公继霸,悼公复霸是也.这是晋国的一个不断强盛发展的过程。本文仅从晋吞灭诸侯小国这个侧面,探讨一下晋地域的不断扩大的情况.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再探——兼及楚平王嫡孙熊胜与“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的动因

本文对春秋时期吴、楚文化互动中的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熊胜作全面的历史分析。这位由伍子胥带到吴国、并由伍子胥抚养长大的楚平王嫡孙,对其生长环境、个性形成对其后对楚国的政治影响等作客观分析。同时,对与熊胜密切相关的吴、楚百年战争的最后一战——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在分析和推测时,亦指出这场战争与楚国惠王时的白公之乱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而战争的原因则极可能是:吴国与熊胜共同演出了一出政治双簧——吴国以发动战争并以自己的失败给熊胜一个发动政变的机会,从而以协助制造楚国内乱来破解可能出现的楚、越夹击并减轻楚对吴国的压力等。而熊胜则为实现其政治野心,故需要一个进入国都以发动政变的借口和理由。而吴国人送给他的这场胜利,则满足了他的政治需要。正是在吴国谋略与熊胜阴谋的交互运作下,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由此产生。春秋时期楚国历史上的白公胜之乱,亦由此而生。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探访“徽饶古道”第一关——虹关

虹关,地处江西与安徽休宁交接处，古有婺源北大门之称。于南宋建炎年间由詹姓建村。现有住户230余户，人口1100多人，因古时地处要塞，又是古代徽州府到饶州府的必经之路。虹关，又名虹瑞关。当时，由于虹关坐落于春秋时期的吴（国）、楚（国）两国划疆之地的浙岭南麓。故有“徽饶古道第一关”之说。     

巴楚关系初探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和巴,都是西周王朝分封的子爵国。但是两国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记载也多少不一。楚国由于战略地位的优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十分发达,所以与其毗连的许多国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历史典籍上对楚与秦、齐、鲁、吴、越、晋、魏、韩以及许多     

春秋晚期吴文化的北向影响初探

<正> 近年来,在吴文化的热烈探讨中,论者每每论及华夏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而对吴文化给予华夏文化的影响则注意不够。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现有资料表明,至迟远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文化就对中土文化发生了联系和影响。到春秋晚期,随着吴越的崛起和争霸华夏,这一影响达到了高峰。本文拟就春秋晚期以来吴文化的北向影响作一初略的探索,以期对整个吴文化研究的拓宽深化有所裨益。一据《庄传》记载,襄公十九年,鲁为报谢晋伐齐救鲁之功,特赠晋中军将荀偃以“吴寿梦之鼎”。寿梦为吴王,《吴越春秋》载其曾“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并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文献载其重器——“寿梦之鼎”辗转于华夏重要国家鲁、晋,透射出春秋中晚期吴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论子产的外交政策改革及其影响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执政期间,他厉行改革使郑国得以稳定和发展;同时,他以卓越的外交才华和灵活的外交策略,使郑国在楚、晋等大国之间的夹缝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他的改革措施为其他国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南北朝时期僧团与诗歌声律论及吟诵发展关系

古代诗歌自南北朝以来日益走上声律化、同时注重吟诵的道路,与古乐失传、诗乐分离有关,而佛教僧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音声在古代必须依靠口耳相传、无法保存,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章的重要立论基础。僧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春秋时期外流到西域地区的华夏古乐主要保留在当地大乘佛教僧团中,在魏晋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重新回传中原,当时掌握音声传承的多为僧人,以往被人们视为"胡乐"的其实正是地地道道的华夏"古乐"。这种音声传承又经由萧子良、沈约、王融、王筠、刘勰等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审音之士重新传回世俗社会,并在南朝形成以"吴音"吟诵诗歌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远流长,影响着其后一千五百余年中国诗歌的发展。     

春秋“舆人”考辨

在春秋历史舞台上，舆人的活动颇为频繁。据《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春秋列国中涉及到舆人的国家有周、晋、郑、秦、齐、楚、宋、陈、吴等，说明舆人是春秋时期广泛存在的一个阶层。过去的经学家多将舆人释为“众人”。本世纪５０年代，一些古史研究者围绕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舆人的身份进行过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是奴隶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国人②。童书业先生在其遗著《春秋左传研究》中对奥人亦作过考证③，他的观点比较接近于第二种意见。总的来看，史学界对舆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过去的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一、春秋…     

春秋时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当时以晋、楚为主的十几个诸侯国家举行的“弭兵会”。那时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政由方伯”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后而产生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家间多年混战兼并的结果。“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些大国兴起以后,互相争霸,     

中国最早的长城——南阳楚方城

文章认为中国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河南南阳，并在战国时期发展到中原和北方．南阳楚方城就是楚长城，南阳楚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发祥地     

政治婚姻与晋文公称霸

政治婚姻与晋文公称霸马晓丽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他的称霸，固然与他长期在外的磨难和回国后的整顿内政有关，但也与他同狄、齐国、秦国的政治联姻有很大关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论述。一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之子，自小好士，到晋献公作太子时，他已长大成人。...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