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傅玄的乐府诗

傅玄(公元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甘肃宁县东南)人,是魏晋之际一位重要的作家。据《晋书》本传记载,傅玄一生“著述不废”,除撰有《傅子》一书外,“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但是,由于频仍的战乱及其他种种原因,傅玄的作品保留下来的,却为数寥寥。在梁代,他的作品剩有五十卷,散失了一半;到隋代,《隋书·经籍志》载为十五卷,又散失了大半;再往后,《宋史·艺文志》记着一卷之数,尚不知为文为诗。只是由于唐宋人的书注类书的征引,明人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儒墨"连及与墨家消亡的时间

墨家消亡的时间,清末学者孙诒让认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 而墨竟绝”。此后,学界大抵遵信孙说。如章太炎先生《訄书·儒墨》:“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胡适先生也说:“到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学早已消灭。”     

龚自珍向日本商船访求佚书的一封信

龚自珍曾经写过一封向日本学者访求佚书的信,收录在他自刻的《定庵文集补编》中,题名为《与日本商舶求佚书书》。这封信不但是他一生好学嗜书的见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页珍贵的历史文献。 信在开头说:“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论语疏》至;迩者,《佚存丛书》至,所著《七经、孟子考文》亦至。海东礼乐之邦,文献彬蔚,天朝上自文渊著录,下逮魁儒硕生,无不欢喜。翘首东望,见云物之鲜新。”     

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

元杂剧是元代艺坛上的奇葩,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浩瀚星空中的璀灿的星系。要探测这个星系的奥秘,就需要研究它的创造者——元杂剧作家的身分,即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托身的社会阶层。本文研究的主要凭据是钟嗣成的((录鬼簿》,明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及王国维、孙楷第、隋树森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的初步探讨有三方面:元杂剧作家多为儒吏;元代社会的儒吏阶层;儒吏身分对杂剧的影响。     

桃源问源

清时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其校补的《陶集郑批录》中说:“考六朝时,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桃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而陶公聆此,乃为记录之,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此处所讲的桃花源故事为当时“喧传”之“异闻”,是信而有据的。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曾在他的《异苑》中记载了一个和桃花源故事颇类似的“异闻”:“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南朝后期著作《武陵记》也记述了蛮     

千秋史笔 曲家知己——略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的吊词

<正> 元代曲家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汴梁(今河南开封)人,约生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卒于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或略后,因撰有《录鬼簿》而对我国戏曲史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据《录鬼簿续编》载,除《录鬼簿}外,他创作过七本杂剧,所编小令、套曲极多。可惜杂剧均已不存,现传世的仅有小令五十九首和套数一套。在他的散曲作品中,《吊宫大用》等十九首(凌波仙)曲因原附在《录鬼簿》各曲家小传之后,很少被单独论及。其实,它们独树一帜,在以曲写史和艺术审美方面具有很高价值,是元人散曲中一束别具风姿的奇葩,值得我们细加品味。     

萧红的佚文——《我之读世界语》

萧军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三十五信)中提到萧红的胞弟张秀珂时写道:“他很喜欢语言学,我介绍他去世界语学会去学习世界语,因为我也曾是世界语的学习者。”在上海,当时萧红与萧军生活在一起,萧红有没有学习世界语呢?从已发表的回忆、研究萧红的文章中找不到一点关于萧红学习世界语的文字,即便丁言昭、曹予庭写的《绿川英子与萧红》(载《战地》1980年第三期)也未提     

陈垣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

陈垣,字援庵,1880年1月12日生于广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村。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堂,留校任教。1911年兼任广州《震旦日报》编辑,编《鸡鸣录》副刊;1913年当选为众议员,此后定居北京;1921年9月创办平民学校,12月任教育部次长,因总长黄炎培不到职而代理部务;1922年5月辞去教?..     

论《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 ,黄老思想十分流行 ,甚至一度为统治思想。其时的儒学家也多采黄老之说 ,使其与儒家思想并融。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就吸收了大量黄老思想。他在引《诗》时 ,又同引《老子》 ,使儒、道二家经典同存于一章之中 ,而所引《老子》与《诗》 ,在同章中都是与同一人事或道义相发明的。这种对《老子》的引用 ,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汉初的儒家对黄老思想的认同 ,以及儒、道典藉并存而不悖的观念。韩婴着重关心黄老的治国、养生理论 ;他在采用黄老观点时 ,往往与儒家思想相发明 ,以黄老来说明儒家 ,其基本立场仍是儒家的。这种情况是汉初与民休息的政治方略的理论需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互绌互补的又一例证     

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高亨先生及其《周易》研究——纪念晋生师逝世十五周年

高亨先生一生刻苦治学、勤奋著述，４０多年来走的是一条与前儒有所不同的治《易》道路。他坚持“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和“讲《易经》不谈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体现了对传统治《易》观念与实践的突破、创新。他的被广泛推重的训诂学成就，对古筮法之周详而系统的考索，可以说前无古人。他是２０世纪的现代学者，对乾嘉朴学有所继承，也有所超越。     

“文以明理”:三教合一的文艺观——谈张耒的文艺思想

芳轼堪称一代文豪,而他门下四学士,亦“以文彩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就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来说,不仅其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而且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不少独到见解,得于师而不囿于帅;既对传统文艺观有所继承,又不乏时代特色。特别是他的“文以明理”观,由于受当时文学、哲学思想的共同影响,故融汇了儒、佛、道三家之学说,为文学创作内容上提供了更丰富、更广阔的前提条件。为此,在当时就已产生重大影响,“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相继殁,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学者以为至言”。同时,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     

融理论于艺术透析之中——读《思潮与小说创作论》

近读李士德同志新作《新潮与小说创作论》(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颇受启发。士德同志从事文学研究多年,他是全国研究赵树理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写的《赵树理年表》、《赵树理忆念录》等专著,获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他又是《赵树理全集》编辑之一。没有想到他在专题研究之余竟写出如此有一定理论水平的理论著作,尤其是从思潮角度论述小说创作的专著,这在国内还不多见。读     

先秦儒学起源巫史考

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原儒》探讨儒的起源。30年代,胡适发表《说儒》。而后,郭沫若作《驳〈说儒〉》,与胡辩论,冯友兰则写了《原儒墨》,就儒、儒学的起源展开讨论,然此一讨论未能深入下去。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儒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儒与儒学之起源仍是一个疑案,鉴于当前对儒学再思考的需要,弄清儒学之起源,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在中国上古时代,巫史原为一体,其后,“史”从“巫”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史官文化体系。孔子正是在继承与扬弃巫史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先秦的儒、儒学和儒家学派的。     

施蛰存在《现代》的商业运作与现代品格

1932年4月,施蛰存被现代书局聘为<现代>杂志的主编.在<现代>的编辑工作中,施蛰存一方面遵循张静庐的办刊宗旨:一、赚钱,二、保持中立;一方面实现自己的理想,把<现代>办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作为编辑的施蛰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他超前的编辑意识和开放的编辑思想,使他主编的<现代>成为当时最"现代"、最畅销的现代杂志.     

《学灯》编发郭老诗稿的是谁?

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郭老诗兴勃发,成为一代诗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郭绍虞同志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说;“但我不敢掠人家之美,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时事新报》当过《学灯》编辑”。这是郭绍虞第四次表示否认自己是《学灯》编辑了。茅盾同志一九一九年也在《时事新报》做过编辑,据他回答笔者说,当时郭绍虞不在《学灯》编辑部,而是在北     

《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

编纂于八百四十年前的《近思录》,原本只是朱熹、吕祖谦为僻居穷乡的读书人提供的一部理学入门读本,却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并最终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历代《近思录》续编、补编、仿编、注释、集解、札记等后续著述,总数多达百种以上,此外还有古朝鲜、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百余种。作为古代学术思想经典,《近思录》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转换、历久弥新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试论王闿运的“治情说”及其审美倾向

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古已有之。迨至近代,王闿运标出“治情说”,对作家创作心理和读者审美心理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王闿运(1832—1916)是湖南湘潭人,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他历经清末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而入民国,终年八十五岁,人称“湘绮老人”。他是当时“汉魏六朝诗派”的盟主,曾被奉为“诗坛旧首领” (《光宣诗坛点将录》)。有《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军志》等传世,其门人辑有《湘绮楼全书》、《湘绮楼说诗》。     

李贽思想非“离经叛道”说

李贽思想非“离经叛道”说李锦全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儒佛兼综的人物，他曾被称为“异端之尤”，并被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但他在被审讯时最后仍极力辩解，他自认“著书甚多，具在”，却“于圣教有益无损”（袁中道：《李温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