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工具理性对我国家庭价值理性的冲击

工具理性在促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工具理性的越位。家庭作为最为敏感的社会细胞,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工具理性的"个人本位"挤压家庭的责任价值;工具理性的"追求物的最大值"侵蚀家庭的情感基础;工具理性的"手段合目的性"驱逐家庭的道德调节机制。而家庭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家庭抵御外来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三个理性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意义

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一组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而价值理性则是与工具理性或者科技理性辩证统一的概念.这三种理性的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活水之源"、正确的认识评价方法、有效的创新方法以及正确的态度.     

现代性的理性偏向

现代理性偏向,工具理性膨胀,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现代性危机在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病象都可以说是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副产品.矫正现代性的理性偏向,必须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整合.     

思辨:经济学教学中价值理性的回归之道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对人类社会活动合理性分析的经典注解,为探讨经济学教学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学教学担负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的双重任务,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的量化评价固然重要,学生价值修养的提升则是更加不容忽视的课题。经济学教学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关系倒挂必然要求两者的有效耦合。由此,衡量的基准点关键在人,而促使价值理性回归的方式则是"思辨"。     

论二维理性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维理性主要是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维度。理性的累进使人们认识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性。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文化领域的和谐社会建设则需要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发挥价值引导和产业开发的功能。然而,理性并不万能,和谐也不是终点,反思与超越必不可缺。     

工具、价值与理性重建

价值理性是目的或价值的理性化，工具理性是工具理性化和理性工具化的统一。价值理性离开工具理性往往会异化嬗变为工具非理性。而工具理性也会异化造成价值非理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理性异化，促进人类自由的发展，必须确立价值相对性的理性新境界。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梁启超艺术教育思想的价值理性

对艺术教育的考察和实践可以有两个角度,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梁启超强调艺术教育在"新民"、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艺术教育思想虽然产生于极度重视工具理性的历史时期,但却特别强调艺术教育的价值理性内涵。他希望通过艺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反映了他主要从价值理性出发来思考和实践艺术教育的思想。     

转型期社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关于煤矿安全事故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角度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成因进行了社会学思考,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如何使理性的两个维度相互补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现代社会的道德定位:责任自觉

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和价值理性的消褪,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现代人所处的道德困境是意义感的丧失。解决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只能是实现责任伦理的自觉。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中,责任伦理的自觉更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标准

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应当从实践合理性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 )分别加以考察。一个科学的实践合理性价体系应当根据具体的实践内容和形式 ,将这三个方面的标准有机和辩证地统一起来。     

浅谈穆罕默德·阿布杜的“信仰理性”观

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穆罕默德·阿布杜认为伊斯兰教将理性提高到了首要地位，从而使人的理性与宾主的启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对这一思想的诠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过程到意义——建筑意义合理表达的方法论研究

为了寻求构建建筑意义的方法,首先,通过对当代建筑文化思潮脉搏的整体把握、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借鉴和对"度"的阐释,提出一个从"度"到实践合理性的哲学视角,认为只有在建筑活动的全过程中去把握实践的"合理性",才能真正实现建筑意义的合理表达;其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合理性理论的借鉴,深入探讨了建筑实践合理性的内涵;并通过对建筑活动价值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研究,提出了以建筑活动评价机制、建筑活动反思机制、建筑活动监控机制、建筑活动协调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建筑实践合理性机制,从而建构出建筑活动合理性研究框架.最后,文章对框架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评价,认为它至少可以搭建起一个令人信服的框架体系,弥补当前对建筑意义评价的尺度、视野和方法的局限,引导人们在建筑活动中对"度"的思考和揭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活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笛卡儿"怀疑"的方法论研究

笛卡儿以理性为指导,以扬弃的方法和敢于怀疑一切的勇气寻求新知识的方法论原则,这种从"怀疑"开始的思维开辟了创新思维的先河,提出了研究事物的方法的重要性.在这个追求创新的时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转换思维方式以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和勇气,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在现实经济体制改革中选择适当的经济行为模式,正确认识处理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自在之物”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地位

康德对"出现"和"自在之物"的二分,预设了"自在之物"的存在,但由于我们理性的局限性却又不能形成关于它的任何知识,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它的存在,也就是怎样从"此岸到达彼岸",因此,有人就批判康德说这一概念是对传统哲学中超验实体这一教条主义的让步,是与他的批判哲学精神不一致的。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其实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并不是独立于思维的实体领域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思维工具,是我们人类思维在思考日常经验时必定要做的一种假定,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运行我们的概念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客观化倾向起了关键的作用。     

试论梁漱溟对“真情”的推崇

提倡真情是梁漱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真情的提倡表现在释孔、释佛、评价圣贤人物时。梁漱溟提倡真情既有他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他所谓的"真情"是一种"善"的道德情感。提倡真情有积极的意义,但梁漱溟把情感和理智对立起来,反对、排斥理智,片面提倡真情,又有他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