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史氏考略

建康史氏是五凉至隋唐时期活跃在河西的一支豪门著姓,他们侨居河西数百年,形成了与河西乃至北方割据政权的特殊关系;建康史氏的郡望河西建康郡地处走廊咽喉地带,历史上曾是各割据集团和少数民族势力争夺的军事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建康郡军事要塞的性质决定了其居民人口的流动性.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论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对寒人的任用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把持着国家政治命脉,占据官场要路,寒人难以跻身。但寒人从来没有放弃进入政治核心的努力,总是伺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东晋后期孝武帝引胞弟司马道子主政,试图重振皇权,由于司马道子等人纵情享乐,朝政混乱,寒人被引入权力层,客观上对门阀制度带来冲击。     

论陶渊明与东晋诗坛的疏隔

陶渊明的创作与东晋玄言诗风格迥异,南朝的文论家和史学家对他的诗人身份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评价.陶渊明的家世影响、交游情况以及他质性自然的人生观,是他与东晋诗坛疏隔的原因.田园题材的创新,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找寻、获得与传播,昭示了陶渊明与东晋文学疏隔的终极意义.     

东晋南朝医学知识的新发展:以医家、病者为中心的研究

本文以医家、病者为中心,结合医籍的相关叙述,来探讨东晋南朝医学知识的新发展。文中分析指出,此时期医家与病者多数都是出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士大夫阶层。作为病者,他们世代内部通婚,过度优逸,嗜好饮酒,易受精神刺激,早婚多妾侍,多种因素导致了体貌柔弱,不堪劳作。显现于医学典籍,则是许多医方以体质偏虚之人为预设目标。而又作为医家的他们,传习家学,博通医术,或由信仰之故,兼修岐黄,这促使医界病源学理盛行以及佛道知识常被引入医书。综合诸历史迹象,作者认为东晋南朝医学知识有显著的贵胜特点。     

六朝分权体制考——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

六朝为门闽贵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但是,皇权也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贵族的权力和皇权的权威,构成了东晋时期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权力架构又立足于江南地域社会之上,没有了后者的支持,皇权与贵族便犹如浮萍一般,毫无所据.所以在东晋,皇权、贵族和地域社会之间,呈现出了两层分权态势.这种分权,并非出自对峙者的主体意识,而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没有皇权,贵族将无法存在,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域社会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没有贵族,皇权将失去依靠,无法应对豪族;而没有豪族,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存在.当皇权受到威胁时,贵族和豪族都要出手相助;当皇权强大,侵犯了自己利益时,就必须联手予以压制,这些都是东晋时期分权体制的特点.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演化中的西方建筑变奏曲——国际主义建筑意味着早期现代主义的转向

在西方建筑的的发展历史中,其中的建筑流派不胜枚举.在新时期的今天现代主义建筑无疑占领着王者的地位,随处都能见到含有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建筑物.而建筑迅猛发展的今天,涌现出的国际主义建筑更是开始蔓延开来,甚至开始取代现代主义建筑的地位.本文旨在将现代主义建筑与国际主义建筑相比较,得出其中的异同,以得出国际主义建筑不能完全与早期现代主义相割裂,其实国际主义建筑意味着早期现代主义的转向.     

行走于建筑之间

行走于青岛的老城和新城之间,犹如穿越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古朴典雅,欧韵风姿绰约,一个时尚摩登,闪耀着现代城市之光,欧洲风韵与现代风情激情碰撞。这其中,建筑不但是凝固的音乐,也是一座城市凝固的历史,是文化、文脉延续的最直接、直观的体现。     

违法建筑类型化研究

从不同的视角及衡量标准对违法建筑进行类型化分析,利于认清其特质,对违法建筑之界定及处理具有现实意义。     

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

两晋宗室承封王深刻影响了两晋政治发展。两晋宗室封爵主要以嫡子、嫡孙承封,辅之以庶子、庶孙承封,嗣王承封时间以逾年承封为准。两晋宗室承封王的封国等第和封户数额随世数而有变动,但未形成定制。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承封由庶子、庶孙承封者人数有所增加,承封亲属范围扩大,但两晋宗室封爵承封仍然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两晋宗室封爵并不严格贯彻长子承袭原则,长子出继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朝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职掌的发展与变化

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作为东宫职官序列的重要成员,在魏晋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魏晋南朝此二职已成为国家正式职官,在此期间,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的职掌及任职资格均发生过较大变化。从职掌来说,此二职的职能有所拓展;从任职资格来说,则从三国时期没有特别要求发展为两晋南朝时期要求门第较高,因为此二职已经变成世族门阀趋之若鹜的＂清望官＂。这种情况到陈朝时发生逆转,这主要是因为南朝士族到陈朝时已经趋于没落,并由此使职官制度产生较大变化。     

论金代社会的藏书风尚

文章从皇家藏书、学校藏书、寺院藏书、道观藏书、私家藏书等五个方面考察了金代藏书状况及其意义,金代藏书活动广泛而又持久,既与当时雕版印刷的繁荣相关,又与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相适应。这表明了女真入主中原后对文献典籍的重视,反映出一代藏书风尚形成的内在原因,加速了当时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

本文认为 ,《金瓶梅》写故事的由来和结局 ,是以“悌”起、以“孝”结 ,反映了作者用以“讽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仁”和“天理” ,属小说的哲理层面 ;其写西门氏的兴衰过程 ,是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 ,从而“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属小说的社会层面 ;其用以结构情节的主要线索 ,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 ,旨在说明“富贵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结果 ,是于国则破 ,于家则亡 ,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属小说的政治层面。因此 ,《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 ,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西门庆和蔡京实乃作者笔端一对为非作歹的孽生子 ,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 ,一个是钱的符号 ,一个是权的符号 ,他们之间的钱权交易构成了罪恶的符号 ,是以“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     

试析中东文明的多源性和统一性

中东文明是多源的 ,其原因如下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地理位置和物产单一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中东历来是民族入侵和迁移频繁发生之地 ;从语言和民族角度看 ,创造中东古代文明的民族主要可以分为闪族、操印欧语言的民族和其他民族共三类。埃及和两河流域是古代中东的两大文明中心 ,受其影响周边发展起若干小文明 ,而在文明交往的推动下先后建立了包括三大洲的一些大帝国 ,以及三大一神教 ,最终形成了中东文化圈     

构建东亚区域合作架构的挑战

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东亚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已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东亚须更有目标地和战略性地组织起来,但东亚区域架构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中美关系是世界上和影响东亚地区合作的最重要的关系,构建东亚区域合作架构应当乐于见到美国的参与。总之,关于东亚区域合作架构的安排的共识正在形成,包括四个要素：即10＋3、10＋6、东盟以及APEC。10＋3应当成为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导,10＋6应当发展成为关于地区重要战略利益问题有效的领导人对话论坛,东盟则必须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建设,APEC则在于推动亚太国家间的尤其是经济的关系。     

兼蓄宇内古今多元文化商贾士儒重建和谐社会

在古代,山西人崇尚“学而优则贾”,不少读书人“弃仕从商”、“辍读习贾”。晋商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追求“义贾”、“善贾”。善于“通权变”、审时度势,以“诚信”为本。采用“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对当时全国的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活跃市场、促进生产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思想、文化是多元的,经济也应是多元的。“商”和“士”,本来就是异术同心,晋商现象”和“晋才现象”有利于建成生态化社会。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历史,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类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现代民营企业是焊接在陈陈相因的历史链条上的一环,它的发展与消费支出之间仍然存在着与晋商基本相同的函数关系,晋商的商业发展轨迹告诉我们,现代民营企业要想取得良性发展,就必须避免陷入那种非理性的消费陷阱。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物质消费特征

金元时期,全真教盛行于北方。它在金初形成后,教徒主要以乞食为生,固定财产非常少。蒙古进入中原后,全真教徒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占地、免税等经济特权,开始依托宫观大规模地垦田耕作,全真教亦随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但不论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物质消费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崇尚俭朴,自食其力,聚财为公。从根本上说,全真教在物质消费上所具有的种种特征,是全真教立教宗旨的集中反映。这些对保持全真教的纯洁和扩大教团的规模,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