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汉书注》喉音反切声类再研究

颜师古，名簿，字师古，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于隋文帝牙皇元年（公元581），卒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颜师古的祖父颜之推，是确定《切韵》编写原则的主要人物之一。颜之推对儿孙辈的语音教育训练十分严格：“香家儿女，虽在孩推，便渐督正之。一言批替，以为己罪矣。”（‘颜氏家圳））所以，幼师古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颜氏曾与孔颖达、司马才辛等人共同编撰《五经正义》，著有《五礼》、《匡谬正俗》、《急就章》等书。他奉太子承韩之命，为一百卷《汉书》作注，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成《汉书注》一百二十卷…     

《史通》撰写时间辨析

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史通》的撰写时间始于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而《史通》的写作主要是在中宗景龙元年（７０７年）至景龙三年的三年中完成的     

《云谣集杂曲子》内容浅析

敦煌曲子词自发现至今,已有九十年的历史了。《云谣集》是其最主要的抄卷之一,写成于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以前,共三十首,十三调。伯2838卷存十四首,斯1441卷存十八首,除去重复,恰与原     

王阳明与周道通答问书

王阳明与周道通答问书张立文整理张立文按：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王阳明先生小像附尺犊》一卷，纸墨较好。卷首有“阳明教言”四字和阳明遗像写真，为明代文微明（公元１４７０—１５５９年）所书画。次为《与周道通答问书》［１］，又次为《与道通书（五通）》，再次为吴昌...     

《古今经传序略》与《经序录》比较研究

生活于明朝中叶的朱睦木挈,家富万卷藏书,故治经之余,撰有《经序录》(五卷)一书。张隽活动于明末清初,作为遗民亦以治经传经为己任,所辑录的《古今经传序略》是当时图集文献的集大成者。《古今经传序略》其下对《经义考》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其上即与《经序录》有无渊源,二书有何异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开元通宝——李斯小篆的薪火传人徐铉

南唐开元通宝,为中主李璟显德年间（958-960）所铸,币文篆书,为徐铉所书,对读。徐铉（916-991）,字鼎臣,南唐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在南唐先后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公元957年随南唐后主李煜归宋,任太子率更令、右散骑常侍等职。曾奉召校定《说文解字》,以匡正天下字学。其弟徐锴亦精小学,世称大、小徐。徐铉篆书在宋代声名甚隆。宋朱长文《墨池篇》云：＂自阳冰之后,篆法中绝,而铉于危难之间能存其法,虽骨力稍歉,然亦精纯奇绝。＂宋《宣和书谱》：＂（徐铉）笔实而字画劲,亦似其文章至于篆籀,气质高古,几与阳冰争先。＂宋沈括《梦溪笔谈》：＂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     

元代前期泾渠灌溉面积考证

元代前期泾渠灌溉面积考证吴宏岐《元史》卷六五《河渠志》载有两条泾渠灌溉亩数的资料，其一是：“英宗至治元年十月，陕西屯田府言：自秦汉至唐宋，年例八月差使水户，自泾阳县西仲山下载河筑洪堰，改泾水入白渠，下至泾阳县北白公斗，分为三限，并平石限，盖五县分水之...     

渤海亡国年月辨正——辽初王权斗争驳论之三兼与金正善商榷

本文针对韩国学者金正善博士提出的渤海国亡于后唐天成二年 (丁亥、92 7)说 ,从四个方面对之提出商榷 :(1)渤海国亡于后唐天成元年 (丙戌、92 6 )说 ,乃后唐以至于南宋三百余年间史家之共识 ;(2 )《辽史》不仅《太祖纪》 ,而且其《表》、《传》所载大量史实亦确证渤海国亡于天显元年 (丙戌、92 6 )正月 ;(3)宋人所记载天成元年四月之渤海大陈林朝贡使团当由忽汗城出发于上年十一、十二月间 ;(4)由朝鲜史籍亦可旁证 ,渤海国确实亡于公元 92 6年正月。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评陈正奇《长安农事拾遗》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而关中长安地区则是中国农耕的发源地,但是对这个王畿之地农业最发达地方的农事研究则是个冷门课题。虽然有一些著作,如《中国农学史》（1959年,中国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61年,农业出版社）,《西北农牧史》（1985年,陕西科技出版社）,《陕西社会经济史》（2007年,三秦出版社）等。均为大型纵向宏观的研究与探讨,专题关中长安地区的农事     

肆州沿革考

政区建置沿革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肆州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隋开皇五年（585）更名为代州,治所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所辖郡县亦因时调整。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对相关地理志、地方志等文献资料中有关肆州的内容进行搜集、整理,对肆州的这些变化进行详尽的考证,弄清楚了肆州变迁的原委,纠正了以往的错误认识,对辖境进行剖析,基本勾勒出肆州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     

南北朝释奠推行模式比较

释奠是魏晋以来由皇帝、皇太子倡导推行的国家级学礼,以尊师崇圣为宗旨,倡导了当时以及后世的崇儒学风。南朝的释奠丰富详备,且讲且奠,由帝王、太子在京师举行典礼;北朝的释奠前简后详,呈后来居上之势,逐渐发展为从中央到地方多层级推行的官学学礼。释奠成为普及面甚广的全国性学礼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南、北礼仪文化的迥异品质和整体差异。     

关于魏晋南北朝士族、庶族问题的再探讨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士族、庶族等词汇的区别和划分问题,由于说法或者语境的不同往往产生歧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辨析,可知严格意义上的士族就是指高门士族,其余所谓的＂次等＂与＂低级＂士族并不存在,不应视为士族。     

魏晋南朝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职掌的发展与变化

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作为东宫职官序列的重要成员,在魏晋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魏晋南朝此二职已成为国家正式职官,在此期间,太子舍人、太子中舍人的职掌及任职资格均发生过较大变化。从职掌来说,此二职的职能有所拓展;从任职资格来说,则从三国时期没有特别要求发展为两晋南朝时期要求门第较高,因为此二职已经变成世族门阀趋之若鹜的＂清望官＂。这种情况到陈朝时发生逆转,这主要是因为南朝士族到陈朝时已经趋于没落,并由此使职官制度产生较大变化。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历史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在四个世纪中,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各民族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南北各民族的融合,门阀士族制度发展至极盛,并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与民间风俗。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六朝审美中心的演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由魏晋时期以人物之美为中心向南北朝时期以诗文书艺之关为中心转化，从对人的身体的直接呈现转向由文字媒介的形象再现。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倾向引导着人们关注自我，而六朝时期渐渐崛起的考试制度却引导人们把诗文才艺当作立身之本，使得诗文书法大盛，并引起审美风尚的变迁。     

魏晋士文人的自然生存美学

魏晋之后,士文人的生存形态明显不同于此前的士人,由儒家的价值生存形态转向了自然生存形态.源于老庄的自然生存,被转化为现实中可行可见的自在和逍遥,自然生存成为士文人日常生存中明确的美学目标.从阮籍和嵇康等追求返回生命本然状态的自在和逍遥,到"外在自然"走入两晋士文人的生存视野,再到陶渊明返回南山实现"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合一的诗意栖居,魏晋的士文人构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伦理生存的自然生存美学.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论道教维护传统社会核心价值“孝”的策略

"孝"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之一,而道教曾经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儒家孝道内陷危机,外受佛教文化强烈冲击的情势下,道教把孝道义务建立在"长寿成仙"深层需要之上的"形上立道策略",以"长寿成仙"信仰改造和提升儒家孝道观念,吸收佛教文化因素的"一核多元策略",以及运用鬼神力量神化孝道、完善因果报应机制、强化道德监督力量的"神道设教策略",极大地扩展了孝道践行的社会基础,提升了孝道观念的合理性,强化了孝道教化的效果。这些维护策略,对于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曹魏西晋的皇帝诏令与行政运作

曹魏至西晋，拟诏机关为中书省。当时三省的机构职能尚未完全确定，拟诏机关及人员不绝对是中书省及其属官。诏令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在具体运作中，很多诏令直接指明了执行机构或具体执行者。为了正确贯彻自己的意图，皇帝还会在前诏的基础上发出新诏，对如何执行做出明确而详细的指示。在诏令的发布和执行过程中，会有多次的反馈和调整：反馈包括预前反馈和同期反馈；调整既有对诏令本身问题的调整，也有对执行不力、违背诏令精神行为的调整。曹魏西晋皇帝诏令的形成和执行过程说明当时的行政运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