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     

中英气候伦理对话：从分歧走向共识——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014年9月21日至23日,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暨中英气候伦理与政策研讨会在英国雷丁大学和牛津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五组主题展开：代际气候正义与代内气候正义,气候贫困与消费者选择,平等与发展,国际法律与国际制度,新问题与新技术方案。此次会议对中英学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寻找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学者参与国际气候问题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能力。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正义探析

享受工业化以及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益处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些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气候变化利益与负担的不公平分配正是全球正义的关注范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肇因是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因此,发达国家对解决气候变化负有特殊的义务,这种特殊义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使全球气候正义成为可能,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以邻为壑＂的固有观念,将分配正义的共同体扩展到全球范围,建立全球正义共同体。     

关于代际气候正义的思考——兼与史军先生商榷

代际气候正义概念是气候伦理命题证成的关键。在论证代际气候正义的时候,史军先生选择的是强调历史责任的历史主义研究进路,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历史责任很可能受到祖先过去的“可原谅的无知”的限制,采用的是集体主义的方法论,主张把国家当作研究的基本单位,却没有看到个人、组织以及国际制度和法律的影响。而且,强调发达国家的当代人为祖先的排放行为负责很可能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只有以勘定责任承担的时间分割点为基础,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进路,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尊重平等的价值。     

气候正义层进关系及其对《巴黎协定》的意义

气候正义多维度的类型化不利于气候正义内涵的深入探究,而应以不同位阶的价值确立气候正义的层进关系。气候正义层进关系的结构可整合为:气候分配正义→代内气候正义→气候矫正正义→国际气候正义(→国内代际气候正义→国内禀赋气候正义),这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实现创设了清晰的路径,对于我国学者提出的"人均累积碳排放预算"方案的改进,《巴黎协定》后在"国家自主贡献"下有效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减排,以及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存在正当性的解读,都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中的世代关系及其正义研究

一般社会中,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家庭中的世代关系、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和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世代关系所适用的主要的正义标准也不一样。家庭中的各个世代之间以关系作为分配标准,同代人之间以贡献作为分配标准,而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则以公平作为分配标准,这就构成了家庭正义、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三种不同的正义关系。明确这些不同的正义标准并通过具体的法律实践使之获得实现,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气候政策成本效益分析的伦理批判

成本效益分析是当前反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理由，但成本效益分析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伦理问题。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气候变化政策不仅违背分配正义的原则，忽视人权，同时还忽视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应在伦理的基础上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仅仅将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确定何种应对政策能够实现成本最小化。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Value Dimensions of Achiev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through Social Institutions

人类社会需要借助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安排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以实现分配正义为价值目标的社会制度建设应该遵循机会平等原则、利益与责任同等分配原则、分配标准与程序合理原则、纠正不公原则等四个分配正义原则。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制度具有内在公正性，能够保证社会资源的分配达到公正。以社会制度建设保障分配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一个社会将个人追求分配正义的个体意向性整合为集体意向性，形成审视分配正义问题的社会视角，树立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观，更有效地保护伸张分配正义的行为和惩罚破坏分配正义的行为，并维护和增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配利益。     

马克思评资本主义分配的正义性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是其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法理学等学科视角来评述资本主义分配的正义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合乎经济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是正义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资本主义分配是非正义的;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具有片面性、虚伪性,自由、平等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尽管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但从辩证逻辑上看,其理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那种认为马克思拒斥分配正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承诺”何以“兑现”：全球气候资金落实机制的建构因应

全球气候资金的供给和使用是各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供资国和用资国在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不断深化,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有意推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注资和运作,但资金承诺落实路线仍不明朗。气候资金各方博弈表现为供资国和用资国之间的互动叙事。从价值共识、规则约束和国家利益的逻辑来看,全球气候资金落实的困境主要源于利益博弈失衡所致互信缺失。中国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重要缔约方国家之一,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供资承诺,履行供资义务。通过细化资金承诺不遵约情事程序,建立资金使用方效益评估机制,进而体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责任本位和程序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生态文明与气候治理——第三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还存在差异,但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所有人均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次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围绕生态文明与气候治理这一主题展开,在科学认知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理性思辨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基础及实现路径,合理定位气候治理对策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有效融合能源战略、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管理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伦理责任评估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中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伦理维度应对气候的变化》（EDCC）白皮书提出的八个伦理维度分析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承担的伦理责任,指出了中国特例下履行责任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开发新技术与新能源、国际国内参与、程序公平与正义等重大挑战,构建了中国政府、国内其他参与者及境外参与机构组成的多层次气候治理框架,提供了决策参考和建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生物多样性立法的体系化

现有生物多样性立法虽已形成来源多元、规模庞大的规范群,却面临共性不足、特性不彰的体系化困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蕴含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价值,因而在国内法之维存在适用的合理性,也能够为生物多样性立法的体系化提供有益理论滋养。在本体论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价值在于实质正义,可被解构为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同一性正义与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差异性正义。至于方法论价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向的是在提炼共性与承认特性的基础上实现类型化。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引下,生物多样性立法体系是以实质正义为核心的内在体系与以类型化为思路的外在体系的合一构造。其中,为建构统而有别的生物多样性立法外在体系,宜制定一部统领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并依据领域与地域的特性进行差异化立法。     

“Everyday” Scottish and Finnish child protection work in an age of austerity: A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ccounts given by child protection practitioners of how the current economic climate has impacted on their practice. We build our discussion on empirical findings emerging from a small but rigorou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ject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authors. This original study examined Scottish and Finnish social work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abilities to engage effectively with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what many have described as an “age of austerity.” It set out to explor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daily practice through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thematic analysis. The paper illuminates practitioners' shared reality of frontline practice in Scottish and Finnish contexts. Despite differing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s, participating practitioners found austerity measures to impact negatively on both their professional resources and on the communities they work with. Significantly, practitioners regarded themselves as the key resource, taking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families received a quality service. For many, austerity had resulted in greater empathy for families and awareness of the wider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impact on their lives. The increased centrality of social justice was pivotal to everyday practice.     

基于碳资本存量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英文）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学者提出了基于现期排放量及历史排放量的不同减排方案,但由于其难以调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不能得到普遍认可。本文提出了碳资本存量的概念,认为碳资本存量对各国当代人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它可以度量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应承担的历史排放责任。本文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及相关数据,计算了目前中美日三国水泥、钢、铜、铝的社会蓄积量,研究设定了上述物质的碳排放系数,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中美日三国当前物质存量所内涵的碳资本量。结果表明,虽然目前中国碳资本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但美日两国人均碳资本是中国的3倍。因此,发达国家承担本国历史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发达国家民众承担本国历史温室气体排放也有其清晰的责任链条。本文提出全球碳减排方案的设计应包括两类账户,一是基于各国人均碳资本差异的考虑历史责任的公正账户,二是基于目前各国人口数量的考虑当期公平的平等账户。本方案的优点在于有清晰的理论依据,可平衡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促进全球技术合作与转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