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专制的理性逻辑分析--后战国时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视角

专制与理性之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人们创设专制制度时所运用的理性,人们在专制制度架构中所能运用的理性.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理性化的制度;就后者而言,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理性.我们引出两点结论:一、不能低估皇帝制度所赋予皇帝可能有的理性;二、不能高估官僚制度所赋予官僚可能有的理性.对于皇帝个人的自由意志来说,官僚集团并不能构成一种统一的集体意志.     

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二重性及其后果

中国古籍很早就出现过“官僚”一词，史书上对官僚的泛称有百官、百司、百辟、百僚等。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是介于君和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是在君主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时而产生，作为君主管理社会的中介而存在的。官僚制度从静态上看，就是官僚组织的体系，从动态上说，就是官僚活动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制度作为一套较完整的规则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赋予官僚权力的规则，二是赋予官僚责任的规则。这两种规则互相结合，就体现了它的两面性： 第一，对于君主的依附性、工具性。 韦伯认为：“官…     

韦伯的理想与现实——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一种解读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评价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的。正如克罗齐曾言 :“有关官僚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迷思……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把官僚制组织看作是现代世界理性的化身 ,并因此而认为它高于所有其他理性的人类组织 ,但另一方面 ,许多作家 ,常常是同一批人 ,则把官僚制看作是一种利维坦 ,准备把人类置入牢笼”① 。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本身就包含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他认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 (ｉｒｏｎｃａｇｅ) ,但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指出 :“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 ,所谓的迈向…     

比较视角下的俄国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作为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欧洲社会政治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化管理是现代化与改革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制制度的社会职能在于通过法律和强制手段实现民族一体化、统一文化和传统社会的社会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官僚体制的角色地位,它可以是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或者完全相反,成为改革的严重阻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揭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专制制度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观念·知识·理性：现代政治结构之核心要素

现代政治结构之根本不同于过往社会形态的方面,就在于它从本质主义出发界定和规定自身,将政治等同于权术、权谋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改造成朝向终极之善的观念、知识和理性。只有将特殊意志置于一般意志之上、将实践理性置于实用理性之前、将公共意志置于个人意志之首,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等价值原则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现代政治观念的确立只是坚定了信念、确定了方向,只有找寻到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才能确实找到其始点、要素、环节和道路,这是拥有和分有逻各斯而行动的事情,而这就需要知识、理论和思想,而不是情绪、意见和常识。当把观念和知识统合地运用到政治事务中,一种将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结合到行动中的综合能力和品质就会产生,这就是理性。理智和努斯是实践理性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沉思的理智是对不变事物的沉思,实践的理智是对可变事物的考虑,考虑和推理是一回事;努斯则是基于欲求而对某种善的事物的追求,它既要求获得就事物自身而言的真,又要求获得对于人而言像真、似真的事物,即善自身。现代政治结构既是目的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一个追求和实现终极之善的政治自身就是善的,其本身就值得追求,因为...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自由“实在性”确立的起点：理性存在——重释先验哲学视角下的自由问题

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就康德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而言是自明的,它既不能单独由理念的纯粹形式加以确定,也不能单独由经验对象加以确定;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地位不仅是先验的．也是实践的,实践的地位带来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然过程的存在;自由与自然的对立或统一因为回到理性的过程而成为必然,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又是关于自由理念的“实在性”。     

古代驸马选荐制度之变化

驸马是古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一方面是皇帝的姻亲,另一方面又可能是皇权的破坏者,是故历代皇帝都较注重驸马的选荐。在明以前,驸马选荐制度尚处于逐渐形成中,无系统规范的制度。明朝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加强,驸马选荐制度也随之而走向成熟完善。     

论骆宾基小说《乡亲——康天刚》的悲剧精神

《乡亲———康天刚》所体现的生命意志实际上就是悲剧精神,其核心就是一种抗争精神,一种个人抗击自然、社会、人生命运的精神。这种抗争,就个人而言,表现为生命意志过程;就民族而言,它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立自强的精神基础。     

中国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研究

以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和肃整朝仪为主要内容的监察制度,是我国封建官僚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监察制度的主要功能作用是维护皇权,督促各类各级官吏效忠皇室,忠诚贯彻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意图,维护封建秩序,对人民实行统治。其间问题,值得研究。一、历代皇帝对监察制度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于封建王朝来说,其两大支柱是军队和官僚,如果开创新的王朝,主要是靠的军事力量,而巩固统治则主要靠官僚。正因为如此,每个王朝建立后,都十分重视吏治。在封建官僚制度中,基本的两环是选官和监察。选官得当,封建统治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组织保证;     

明朝大厦倾覆与社会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对明亡之因探讨的再解析

经历两个半世纪的明朝大厦为何瞬间倾覆?清前期,引发上自皇帝、官僚,下至学界文人的不断反思,探讨明亡之鉴,众说纷纭。总结概括,主要有六种观点:亡于流贼;亡于宦官;亡于朋党;亡于皇帝;亡于民困;亡于学术。上述观点,只是强调某一因素对明亡所起的作用,而明朝覆灭则是长期社会矛盾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李贽——王学向异端的演变

王阳明以良知立说,同时又对良知作了双重规定:它既具有“吾心”这种个体形式,又表现为普遍天理的内化。从总体上看,王阳明所突出的,主要是良知的普遍性品格。后者在理论上有双重意义:就其肯定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主体意志与一己之见应当受制于普遍的理性而言,它在客观上多少含有限制意志主义与相对主义之意;就其     

批判与辩护之间：理性官僚制发展趋向分析

理性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弊端和原因可以分别从经济学方法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管理学上加以分析。应该从社会、制度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理性官僚制失效的原因。理性官僚制可与批判、修补或改造它的各种理论相结合,从而理性官僚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理性官僚制本土化的问题。     

为己与为他基于理性崇高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价值论基础比较之尝试

反思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价值论基础相同与差异是一种尝试.两种价值论都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据此,以理性为最终根据的行动本身就值得欲求,人们应当把这种行为本身(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作为最终目的.然而,两人的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不同的.以理性为根据的行为分别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和康德的依据善良意志的行为,而两者都意味着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符合理性的要求;两者是相互一致的,因为两人有比较相似的德性理论,尽管其中又存在一定差异.理性要求生命的崇高性,作为最高目的的这种崇高性并非仅指个人的崇高性,而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具有的崇高性,尽管具有崇高性的人的范围对两人而言存在差异.     

对道德基础的追问——从康德谈起

道德基础追问的过程,也就是道德奠基的过程.道德奠基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是经验的历史生成的奠基,解决的是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中,道德奠基于人的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基础上;在历史生成的思路中,道德法则的原始发生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需要,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两种奠基方式又是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     

能作诗的ChatGPT能否称得上艺术创作主体

随着ChatGPT艺术创作能力的快速发展,其主体性建构成为一个重要学术议程。探讨ChatGPT主体性既不能脱离笛卡尔等人所建构的原典语境,也不能囿于西方话语框架,因为这个以理性为基石的框架越来越显现出保守性与局限性,为此,一个基于理性、意志和欲求能力三位一体的新型主体观被构建出来。依据这一系统观,目前的ChatGPT因为其算力结构缺失自我意识和欲求能力,尚不具备艺术创作的主体资格,而要赋予ChatGPT这两种功能又面临着诸多伦理和法理风险与挑战。只有在所有这些风险和挑战都足以被人类绝对应对和管控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赋予ChatGPT主体地位。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价值和问题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是指政府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方式。理性的公民参与对维护政策合法性、制约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补救官僚回应性缺失、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等具有重要价值。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作为一项集体行动,也会遭遇到参与非职业性以及参与成本、观念等困境。理性思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在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中国显得格外有意义。     

经济理性、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也是一种诚信经济。经济理性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动机上的利己和利他本身并不具有道德上的善恶之分。利己并不意味着不择手段损人利己 ,市场经济也不一定导致失信行为的泛滥。经济理性与诚信有时是一致的 ,有时是冲突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人们自然地会选择利己但却并不总是自觉地选择诚信。既然基于道德修养的自我约束不能发挥作用 ,那么基于制度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就必须发挥作用 ,以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有序。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 ,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去否认个人理性 ,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 ,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 ;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失信行为 ,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去否定市场经济 ,而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和重构制度规则去限制和约束各种失信行为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