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当局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逐步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道     

论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共制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二、中日民族矛盾激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日本对华北加紧进攻,危害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开始反击日本。四、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和英美在华利益,对日政策逐渐政变。五、国共两党代表有联系和接触,制定“逼蒋抗日”方针是为了使谈判获得更大进展的一个策略。     

论抗战初期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芦沟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从此进入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全面抗战时期。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实施了一种“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探讨这一战略的形成及在抗战初期的运用,并从中区分它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本质不同,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抗战后期国民党发动的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与组建青年军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打着抗日的旗帜,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在全国实行党团总动员,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组成青年军。但是,直到日本投降,这支以抗日为号召,利用青年学生爱国热情而召募的军队,既未出国远征。也没向日军放过一枪。国民党这种奇特的征兵方式与动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探讨的兴趣。     

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为何从妥协退让转变为御侮抵抗?过去,对其外部原因论述比较充分,主要强调一个“逼”字,由于人民群众逼,中国共产党逼,日本帝国主义在逼,终于把国民党逼上了抗日的道路。这是事实,但不全面。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其内在条件和主观因素。这是对其政策转变起决定作用的,是被逼抗日的基本依据。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参政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日帝侵略和围剿红军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这一号召,于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民党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从国民党三中全会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是,怎样具体实现合作并未获得解决。1937年1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一系列谈判,我党曾提出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两种形式,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同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     

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又把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广大地区。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味与日妥协的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并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很不充分,但它却是国民党集团被迫转向抗日的重要行动标志。本文试就此专题作一些初步的评述。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救亡运动与国共两党从对立到合作的政策转变

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它制约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使其重心由对内转向对外,同时也促进了中共“拥蒋抗日”政策的提出,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简评"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说

从对日本逐步侵华、中国东北和关内的关系、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1935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转变的具体分析,批驳了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重新评价了"华北事变"的历史地位。     

华中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策研究——以淮北、淮南、皖江区为个案

华中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合作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一方面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政治阴谋，在军事上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争取中间派的工作中，努力实现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在争取伪军工作中，成功运用了“两面派”策略这一特殊的、独创性的统一战线工作办法，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技巧。     

浅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就“西安事变”本身讲,它“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但是促成这次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伟大胜利。     

宋庆龄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庆龄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她不仅搭起了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赴国难的桥梁,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时局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而且毅然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迫使国民党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实现了政策的转变,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实行抗日的持久战,实现党的军事战略转变,根据战局的不断发展变化,准确地把握历史趋势,先后将八路军作了三次战略部署,为八路军的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是巨大的。 37年8月15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应国民党要求,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三个师全部进入恒山山脉的计划。     

论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国民党地方系部队广大将士在这场战役中同仇敌忾,积极参战,奋勇杀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本文仅就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及其作用和原因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淞沪会战,是一场以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力,地方系部队协同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参加这次会战的各路地方系部队,主要是南方（含西南诸省）的地方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部分地方军事集团中颇有影响的上层将领及国民党要员其爱国心有所萌发,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中,一方面,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激化又使他们不愿因内战而放弃抗日,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抗日行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其在西北军中的影响及他个人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坚决要求抗日。他致力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余万人。北方的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将领自“九·一八”以后,也揭起了抗敌旗帜,主动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南方,1932年1月28日,福建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在上海率部抗战。接着,又联合广东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标语口号初探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群众积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标语口号在社会中大量涌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从各自的方针政策出发,在抗战初期提出了许多有力的抗日口号,相互配合共同抗日,在政治、经济、军事动员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知识分子政策之比较

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其发展变化过程看，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转变的坚定性以及内容的理论性和战略性特征。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两重性、曲折性、策略性和散乱性的特征。但二者在抗日内容上也有许多共识。其异同的原因在于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在于国共两党的抗日目标相同，但抗日的政治路线不同；在于两党的人才观不同。     

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

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时局转换的关键,它促成了国民党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容纳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捐弃前嫌,积极要求和平解决。他们联络各方,稳定了局面。同时,国民党民主派还反对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支持宋美龄等飞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互让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经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上的两大政党。两党的团结合作关系着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回顾历史,两党曾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六年期间实行两次团结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丰功伟绩,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赞赏,并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的历史经验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在山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党能够利用这些合法组织,不断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进步势力,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