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体辨析

长期以来,<世说新语>一般被认为是小说,然而也有人认为它是史书或史料,出现这种争议的原因主要是:<世说新语>本身所特有的文体特征和古今对小说、历史概念的不同理解.对待<世说新语>既应尊重其小说地位,又要科学分析其史料价值,而不能偏重其中一个方面.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世说体研究的文体学意义

近人对<世说新语>文体性质的判定意见纷纭,因为<世说新语>具有特殊的品格.<世说新语>文体研究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形式分析与文化研究既要独立也要兼摄,文体分类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文学与历史有时是交融在一起的,文体研究还要重视民族特性与文本特性.     

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加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王芑孙"坏体说"论析

"坏体说"即"七言、五言最坏赋体",是清代学者王芑孙在其<读赋卮言>中针对赋体所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七言、五言"的文体涵义既包括以歌行为代表的古体诗七、五言句式,也囊括了今体诗(律、绝诗)句式;所坏的"赋体"是"今赋"之体."坏体"的原因在于诗体七、五言句式对赋体造成体性之坏和体式之坏.此说与现今"赋的诗化"研究密切相关,但此说表明"坏体"的时间下限不能局限于初唐,而是沿流至清代.王芑孙的纯正赋体观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古、今之体,追求雅与丽和谐统一的赋体理念.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辤)(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先唐"九"体源流述略

"九"在古代文体史上虽未被列为一体,但现代已为不少学者承认可单独成体."九"体命名源起于古乐曲名<九歌>,开创于屈原<九歌>、宋玉<九辩>,在汉代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悼屈抒怀为主要内容,袭用<九歌>、<九辩>、<九章>、<离骚>的句式、语词、意象,形式上多分为九个部分,语言多用"兮"字的文体特征,遂使古乐曲名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体式.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是"圣王"还是"内外"?——从《庄子·天下》看"内圣外王"的原始意蕴

本文用"以庄解庄"的方式,回到<庄子·天下>篇原文来解析"内圣外王"的原始意涵,认为:从前后文的具体语境和内容来看,在<庄子·天下>篇中,"内圣外王"谈的主要是"内"与"外"的问题,而不是平常所理解的"圣"与"王"的问题.     

论宋人教坊乐语的文体特征

教坊乐语是兴盛并成熟于宋代的一种亦雅亦俗、亦尊亦卑的文体.一方面,内容上谀词颂圣,语言上鄙俚不经,音乐上大戾古乐,文体上与帖子词、青词等同样位卑名贱:另一方面,血缘上与<周礼>、<诗经>礼乐同源,宋代以来便贵为宫廷礼制的组成部分,并具有翰苑词臣方能染指的尊崇.教坊乐语在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语言内容等创作上的文体规范,要求人们在撰制时应"得体",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惯例和破例,有正体变体之分.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宗教问题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之作并非如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宗教"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理解和使用的宽泛概念,一是传统意叉上的宗教.这两种含义相互纠缠又交互影响,对文本创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宗教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真实的思想过程",并深刻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蕴涵.     

胡适和鲁迅之《西游记》"游戏"说值得商榷——从眼泪的悲情视域重新解读《西游记》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重要奠基者的胡适与鲁迅,出于以往学者对<西游记>主题的长期误读而提出该著是一部"游戏"之作.神魔小说<西游记>中有184处写到"哭"或"落泪",依原因可分为12种类型.如此的描写既拉近了神魔与人的距离,又增加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西游记>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创造,部分"哭"或"落泪"就带有"游戏"成分.但由于文人世界观与情感的贯注,这部名著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郁而深刻的悲情色彩.因而,胡适、鲁迅等人视<西游记>为"游戏"之作,值得商榷.     

《文心雕龙·诸子》篇的特殊地位

<诸子>在<文心雕龙>五十篇中位列第十七篇,向来被当做二十篇文体论之一,只有范文澜先生提出<诸子>篇在<文心雕龙>整本书的结构系统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并把它与<宗经>并列,作为"文之枢纽"中的一员.本文从<诸子>篇的具体内容出发,从刘勰对诸子著作的态度入手来看待<诸子>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特殊地位.     

汉赋源于《诗》赋体之辨考

立足<诗>的文本资源,逐篇辨读,宏观审视与微观考析相结合,我们发现汉赋文体乃"<诗>立其本"的史实("根蒂"),得以破解"风赋比兴雅颂"六种诗体("六诗")内在联系之谜,挖掘出研究赋体渊源之矿藏资源.因揭示出赋史研究之"原始的隐藏",汉赋源于<诗>赋体始得探明.     

中国近代以来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之考辨

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在体例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其中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依篇疏解"--对诱进<论语>注疏向儒学义理深处的开掘是最可寄予厚望的,也是难度最大的.本文通过对四个较为典型地采用过这一体例的注本的研究,对其依据及相关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剖析,并指出:能否始终对<论语>这一由诸多看似互不联缀的章句构成而又有着虚灵命意的独特文本保持足够的尊重和信赖,能否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与孔子的生命达到强烈而渊默的共鸣,进而时"道"、"教"、"中庸"诸范畴作出深切的悟解,将决定"依篇疏解"这只是由于孔子之"学"乃是"一以贯之"之学才引生的注疏体例能否真正配称于<论语>大义的钩抉.     

中国近代早期女性文学史初探——以梁乙真为中心

本文以梁乙真的女性文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早期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的特点及其时代意义.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和<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两部文学史具有较为为完整的结构叙述体系,而它们都基于"史料主义"进行叙述.虽然存在一些问题,梁乙真将女性的文学行为及作品视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对象,这是最值得关注的遗产.     

《周南》、《召南》产生时代考

关于<诗经>"二南"(<周南>、<召南>)产生的时代,历来存在分歧.<毛诗序>首先提出"二南"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即谓"二南"是文王受命时诗;近人陆侃如、冯沅君等又谓"二南"是东周以后的作品.事实上,"二南"本自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得名,其诗自当为西周盛世之作,这既有诗篇本身提供的依据,也有相关佐证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