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技术治理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异化——基于H市M区农村的实地调查

在精准扶贫和技术治理背景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日益技术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但仍然发生异化，具体表现为“合法证明”下的欺瞒保、程序正义上的人情保、维稳目标下的治理保三种主要类型。技术治理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并无法保证实质正义，且可能异化为程序主义。熟人社会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基础，致使低保政策实践刻上关系主义的人情政治烙印，难以消除非正式治理的弊端。高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则消解了技术治理的单向性、精准性，使基层组织产生目标替代，同时诱发被治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生产，低保因此成为乡村整体性治理的资源和手段。消除技术治理下国家政策实践的异化，要将实质正义纳入考量目标，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再造乡村社会并增强治理能力，避免由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而通过国家政策资源作为统筹补充，进而导致国家政策执行的异化。     

国家治理在中国的登场及其方法论价值

治理意味着共同目标的建构。治理理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和发展,不仅表现为学术角度的语源学考察、官僚制的历史主义考察和秩序价值的探讨,而且表现为以回应和民营化为手段、旨在提升公共参与水平和政府绩效的政府再造实践。在国家治理正式登场前,当代中国各地兴起了各种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但非制度化的动力机制使其往往难以为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正式登场,其方法论价值主要表现在运作环境、目标体系、作用领域、推进策略和技术平台等方面;作为方法论的国家治理的限度体现在将治理局限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机制层面,局限于作为激活既有制度体系的发展空间的运作手段层面,局限于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层面。要突破把治理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将其视为技术、手段、目标和战略思想的综合,注重从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入手,就有可能实现治理优化制度、治理发展制度、治理成功制度的中国式发展目标。     

论政府治理城市转型中突发公共事件的策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时间、空间和社会的三维转型期。在城市转型期,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严重威胁着城市可持续发展,并挑战政治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城市政府应对转型中的突发公共事件,应该采取如下三个方面的策略:以合作治理策略提升治理理念,以包容他者策略增强治理能力,以有利有节策略改进治理方式。     

从政治行政化走向善治的县域治理——以江苏省泗阳县的“三项工程”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泗阳县的权力阳光运行、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风尚引领等"三项工程"实践为例,研究了从空间纵向看,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县域政治具有政治行政化的特点;从空间横向看,作为政权联系社会的结点,县域政治运作中必须引入群众参与、监督,从而表现出治理的特点;再从空间纵横交错的角度看,自下而上的管理创新其目标指向在于落实上级的指示要求,其功能结果则会引发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最后提出从政治行政化走向善治的县域治理,为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统一之思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和路径。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再造“中心”:元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在场及其治理策略——基于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证研究

源于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谱系呈现出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的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元治理”对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再造中心”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发现,在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国家并非直接实行自上而下强制性动员或行政命令,也并非依靠去国家化多中心治理,而是实施间接性、影响性控制行为,通过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策略性组合,经由国家引领治理全局和国家治理中心地位,经由治理权力集中和多治理主体合作的“双轨政治”,实现元治理下国家在场与“中心”再造,实现管理有效与治理民主兼顾。在搬迁阶段,作为国家基层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受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搬迁锦标赛驱动,经由“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战时化叙事”,重建科层内部权威秩序;在治理阶段,则通过“去行政化”激活居委会,以“服务治理”促党建引领,经由物业与居民矛盾的“强制性协调”、生产空间政治化及居民自组织依附式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和“国家中心”再造。     

全球化、国家能力分化与民族冲突

全球化为当代民族冲突创造了新的激励结构。全球化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国家能力分化以及权力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分离。国家部门的、地域的以及社会的分化凸显对于某些民族的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表达结构。民族冲突是治理和制度危机的信号,民族冲突管理应该把以国家为中心的干预策略转变成以治理为中心的干预策略。     

任务型经纪：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范式——基于桐乡“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

中国有绅治传统。近年来新乡贤作为新兴主体被逐渐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精英参与由此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借鉴杜赞奇“经纪机制”概念,结合桐乡市“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可知,在乡村振兴与项目进村的时代背景之下,“任务型经纪”替代了旧有的保护型经纪、赢利型经纪与村干部“多重角色”。新乡贤作为治理主体整合了制度合法性、道德优势与资源支配权,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技术化为特点;其目标责任制呈现任务化、模糊化特性;其运作机制在组织化路径下体现出协商化、人情化的原则。以基层政府与乡土社会互信互赖、协同共治为特征,这一吸纳型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在有效承接国家行政的同时广泛激发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加快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进程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效衔接。     

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基于国家权力与资源的视角

国家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而权力的实施又必须依托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源情况较差,整体国家能力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的,不同的时期,基层的技术治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以国家权力与资源为分析视角,以运动型治理、项目型治理、基层民主型治理的三种治理技术为例,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的动因进行探讨,并对基层治理技术的选择作出解释型的阐述。     

基于目标责任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演化博弈研究

目标责任制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大气污染的治理过程较为复杂,其治理效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基于目标责任制的制度设计,引入外部因素变量的影响,通过演化博弈探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策略互动,将更符合现实情形.研究表明:外部因素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的策略选择.对于外部因素有利的地区,适度的奖惩即可有效促进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治理策略;而对于外部因素较不利的地区,加大监管和奖惩力度,将是更好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完善消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积累民主治理经验、民主进步动力和民主制度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系统性、体系性等特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突出上述特征。而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法治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纳入社会建设视野,还应当纳入整个改革体系,坚持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衔接,遵循社会改革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针,并且需要侧重于加强政府建设和促进社会重构。建设以回应型、服务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守法型为特征的善治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重构以公正型、道德型、团结型、自治型、权责型为特征的和谐型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的风险治理与秩序建构

基于国际视野和国情两大角度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央领导层对于国家治理已做出基本定位,即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历了长期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与"帝国主义模式",缺陷明显,应该从历史与时空维度考察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要从全球国家治理有效性出发,即"再民主化需求与发达国家治理面临治理的信任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失败"两大趋势,来看待中国的国家治理蕴含的三大风险:现代的参与性困境和大众治理激发的参与爆发的风险、多元的决策性困境和政府治理面临权威失控的风险、权威的合法性困境和国家治理面临转型动荡的风险,并审视部分治理领域中存在的管理失效与制度失效。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趋势是,从与"政党-国家"逻辑契合的国家管理,走向日常政治的国家治理,主要包含:开放混合型的经济治理、多元协商型的政治治理、服务合作型的社会治理、多元大众型的文化治理、高效与负责的精英治理等。"日常政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构现代性的发展新趋势。     

圈层协作:尺度政治视域下全国性应急防疫的治理逻辑

国家治理是对具备复杂性的地理社会空间进行的系统化、整体化的全局运作。各尺度治理单元依据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形成了特定的“圈层结构”。在防疫应急治理中，面临着疫情防治与社会风险防控的双重治理任务，且双重任务目标都是在特定尺度的地理空间内实现的。国家、市域与社区三种尺度的治理单元需要发挥互动协作作用。以此为鉴，文章认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治理，需要发挥各尺度治理单元的治理效能，有效地建立起适应各尺度治理单元运转的治理共同体。未来应当按照“圈层协作”的思维谋划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政治心理之维

国家治理的政治心理之维是从政治心理的视角探索国家治理的内在奥秘,试图揭示国家治理中鲜为人知的内隐与柔性的一面,是对已有国家治理理论的有益补充。国家治理是国家意志的展现过程,是国家依托意识形态与制度等柔性机制,通过核心价值的供给与输出,借助官僚组织的力量,不断促使民众政治态度发生趋同性转变,直至产生政治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了以国家意志为动力源,以官僚组织的共同观念为承续,以民众的政治态度转变为环节,以政治认同为目标的持续发力机制。     

村级治理秩序分化的民情基础——基于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治理场域中,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进入到农村社会,引起了村级治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借助项目化运作,村庄政治形成了多元参与、寡头治村和弱主体治理等治理模式,实际对应着协同、争利和无为等秩序形态,其后隐含着差异化的民情基础。通过对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实践考察,将地方民情划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中立型三种基本类型,探究了不同民情类型对村级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成为农民与乡村干部进行利益博弈的策略工具,导致村级治理陷入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施政伦理困境之中;地方道德世界的舆论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决定了返乡精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关系着外部资源反哺农村社会的现实进程;离乡精英不断从村庄社会脱嵌出去,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纽带松弛带来政治参与的冷漠化。三者交织错叠,构成了地方民情的时势变化,成为解释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变量。     

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安全风险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转型期,安全隐患日趋复杂和严峻,农村地区也不例外。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安全风险的生成有内在的政治经济逻辑。基层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和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改变了基层组织传统的目标函数和行为方式,它们的行为异化使安全风险不断滋生。同时,农村政治生态发生明显分化,“虚化型政治”和“追逐型政治”在不同村庄内大行其道。农村的安全风险也在基层组织行为异化和农村政治生态分化过程中悄然生成,“癌症村”“血铅”“血拆”和“血征”等的大批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转型期农村社会安全风险生成的独特政治经济逻辑。     

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果政治情绪得不到适当渠道的有效排解,将会逐渐腐蚀政治合法性,引发社会冲突和危机。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必须突破传统的治理路径依赖困境,通过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