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文论思想浅析

傅斯年先生曾多次阐述自己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文学的演变革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傅斯年既抵制全盘照搬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割断传统.傅斯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能够较为客观、辨证的看待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特征,自觉尊重文学的发展演变,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对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

文献学历来有“古典”与“现代”之分。专家群体的划疆而治和学科归属的游移不定 ,不利于文献学学科的健全和发展。本文分析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相异和相通之处 ,论证了两者交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对构建“大文献学”体系提出初步设想     

《吕氏春秋》文献学研究述评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一部具有很高文献学价值的典籍,保存了一些他书未见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为先秦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校勘注释之学是《吕氏春秋》在文献学领域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其中汉高诱、清毕沅的校注本影响深远,成为近现代学者从事整理校释工作的重要蓝本。《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有组织编纂的第一部大书,其编纂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呈现出一片争鸣的局面。而在版本著录和检索辑佚方面,由于此书版本相对稳定,所以研究成果不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吕氏春秋》的文献学价值。     

官制研究的文献学意义

治文史离不开古文献.能否达到正确地阅读、理解、运用古文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古文献中所包含的名物制度的认识水平.而职官制度则是名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渗透在有关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的大量文字记录之中.检视近二三十年来的古籍整理成果,有很多差错就出现在职官制度上.官制研究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提高人们的古文献阅读能力,提高古籍整理水平,而且还有助于考证史实,有助于正确撰写历史人物小传.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的文献学意义

清朝学者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是清人《三国志》注释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该书以"证"为注释主旨,兼采诸家《三国志》注释之优长,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所未逮,对《三国志》本传、裴注及后世诸说多有新解,推进了《三国志》及裴注的研究。     

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价值。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傅斯年研究》简介

傅斯年学贯中西,思想博杂,但在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思想中,始终凸现着“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公共关怀精神,毕生为学术和教育发展以及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这是傅斯年思想中“一以贯之”之道。可以说,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傅斯年就是一个范本,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     

也说“回到傅斯年”

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严复《〈老子〉评语》略析

严复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在评点《老子》时,将老子之“道”与斯宾塞之社会学思想互证,以“无为而治”来比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用“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说明《老子》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的科学思想,并将“道”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进化、文明等概念相疏通,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中西会通色彩。这种会通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严复思想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比较多的成果,主要涉及到严复哲学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近代化思想以及严复晚年思想等几个方面.     

王船山赋的思想意蕴

从思想寄寓到情感表达,船山赋都深受屈原赋的影响,其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哲人之赋丽以思.其辞赋主题或关乎家国,或著意于人性与人生,不少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明亡以后的政治生活与斗争经历,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及其无法摆脱的的遗民情思.特别是其咏物赋,取譬引类,托物言志,或表现其高洁人格和不同流俗的生活方式,或表达他对永恒哲理的体认,赋中所描绘的各种物象通常具有人格化的特征.     

厚积出新 蕴赋史于评注 言而有征 拓《赋彚》乎选篇——读《历代赋评注》

《历代赋评注》具有三大特色:厚积、出新、蕴赋史于评注。旨在创新,赋予新的时代特色,结晶人们对辞赋新的认知,新的理念,结晶前哲、时贤治赋的心得和新的科研成果,荟萃名篇佳作,从而,使其成为既是集大成的里程碑,又成为能启迪新探索,激励学者长足奋进的新平台。这些,都充分体现于《历代赋评注》的选篇和评论之中。这正是《历代赋评注》"选者的眼光"和学术效果。     

维果茨基"论心理学危机"的现实意义

维果茨基对20世纪初心理学危机的表现与实质进行了透彻分析,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途径。当代心理学遭遇的危机与20世纪初的心理学危机从症状到实质上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维果茨基对危机的分析与处理为解决当代心理学的危机提供了有益借鉴。     

浅论词的理性意义

理性义是词义的基本构成成分。目前，研究者们公认概念义属于理性义，然而，词在概念义之外是否还包含其他理性义，除概念义之外的其他理性义都包括哪些下位类型，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深入了解词义本体及其他相关的词义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王政君新论

王政君,向来被看作是一位愚庸无能、软弱寡断的皇后。但在西汉后期,朝政混乱,后宫倾轧不断,一个毫无心计的女人能够立足,又能把持朝政数十年而得以善终,除了长寿、幸运以及小心谨慎、温顺宽容的性格外,她高超的权术也不能被忽视,她在政治中的作为不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同时,庞大有力的王氏家族给予她的支持与配合,也是她能长期执政,并且在失势时得以保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