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忠爱"人伦情怀

在杜甫执著"奉儒"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对儒家人伦规范的接受和遵从."忠爱"作为儒家人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规定,也成为了杜甫在人伦理念与行为取向上的行动导向和人生价值的自认尺度,并在其忠诚君国、诚信友朋、挚爱亲人等人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忠爱"人伦情怀,成为杜甫"奉儒"人格与诗道精神的重要内容.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从真善美的价值观看先秦儒家的理想人生境界

<正> 中国传统哲学总的来说是重人的哲学.对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人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或由此而获得一个怎样的理想的人格,是传统哲学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理想的人生境界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这在各家各派是没有异义的.但是,由于孔子、老子及庄子各自对“真、善、美”的价值观态度不同,儒家与道家、及道家之间塑造的理想人生境界或理想人格是有区别的.这里简要谈谈儒家的理想人生境界.     

“执著入世”与“飘然归隐”的奇妙组合体——李白受儒、道思想影响之微探

李白的一生是"执著入世"和"飘然归隐"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奇妙组合。儒、道文化精神造就了李白独特的个性与对人生的追求。一方面,他骨子里充满积极进取的儒家入世思想;另一方面,他深受道家出世思想影响,陶醉于自然、极端张扬自我个性。     

浅析苏轼诗意化的生命价值观

苏轼融会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成三教相辅相成的文化整体结构,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化人格的坚实基座。这种人生思考的多元化取向最终落实到对个体生命、独立人格价值的不倦追求上,从而形成其乐观旷达的性格,使苏轼能够在人生苦痛面前保持超然尘外的心境,真正达到了精神归隐的境界。     

谈王维的儒家情怀

王维历来有"诗佛"之称,其诗中的禅境确实是唐诗中佛教尤其是禅宗追求之境界最完美的体现,这种评判无疑是正确的.但当我们深入到王维的思想中去探寻时,发现他思想的主流却是儒家的.他终生行迹、交往以及诗文所体现出的思想、对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忠孝观念的虔诚信奉,均表现出浓厚的儒家倾向.佛教思想只是他灵魂苦难的避难所,是自我解脱的妙方而已,并不是他的人生信仰,他骨子里还是强烈的儒家情怀.     

道家思想与苏轼的审美心理论

在宋代美学中,苏轼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在思想上杂糅儒、道、佛诸流,是文学史家们的共识。然而何种思想据主导呢,评论界一直莫衷一是。本文认为,从审美的角度看待苏轼,道家思想的影响明显多于儒家,甚至可以说,道家特别是庄学,是苏轼审美心理理论的核心。 一、寻求人生解脱的旷达情怀 所谓人生观,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关于人生价值、意义的哲理性反思。对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决定了不同的生活追求。宇宙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一方面作为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与人相依存;另一方面,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对立物、社会组织作为个体人的对立物,又束缚和限制着人的生存发展和精神自由。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注重的是人类的道德规范与自然的运行规律、个体的人与社会组织相统一的一面。以自然形象为君子“比德”,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最高人生理想,要求人以积极参与的精神投入自然和社会,以天地之正气养我浩然之气。这样,就在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前提下高扬了个体人格。而道家则更多地注     

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动源

就基本精神来看,儒家以"人生"为视角,主张正视世俗世界,强调主体的责任担当,表现为"刚健";道家以"场域"为视角,主张面对自然世界,反对人为的"勉强",表现为"任运";佛家以"人死"为视角,主张面对"彼岸世界",反对"执著"世俗世界,表现为"出世"。因此,儒、道、佛对于人生具有不同的意义:儒家主张"拿得起";道家主张"想得开";佛家主张"放得下"。在此意义下,儒家精神可比之为"粮食",道家精神可比之为"空气",佛家精神可比之为"药"。不过,三家均不能单独解决人生所有问题,而须互相协作,共同为国人提供基本的精神动源。     

刘熙载美学思想辨析——兼论刘熙载美学思想与《周易》哲学之间的关系

认为刘熙载美学思想仅属于儒家,或仅属于道家加佛、禅,或后期才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刘熙载对儒、道两家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建立起以仁为灵魂而以自然真实的情感为最高境界的美学本体论,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刘熙载对儒、道思想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通过对《周易》哲学思想的阐释而展开的.     

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陶渊明表面上祟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由于家世中的儒学和道教传统，他奉儒具有道教与儒学结合的特点。受道教实践精神影响，陶渊明融合三玄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新自然观”，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体致用，因用明体，将价值理想具体化为一种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藉以安顿生命，成就人格。其思想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新儒家同出一辙，故陈寅恪以“孤明先发”誉之。     

北宋时期儒学成为主导价值观体系的条件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为辅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时间段为范围,不以特定群体爱好为标准,从最终影响力来说,能称之为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民间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儒学的地位。从庆历新政开始的改革引发了文学家对于儒学复兴的自觉;熙宁变法时期,北宋五子等哲学家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理论活动,完成了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和自身建构的过程。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对中国实学的哲学诠释

实学,一方面是儒家实用理性的具体体现,它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乃至于泛指的实学即儒学;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儒家文化的反思、批判形式,是作为社会新思潮消解儒学的贵族性、经院性而成为庶民文化的“革命”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我们今天指称的实学实际上被界定在这一特指意义上了。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从超脱到内醒:唐中后期文人的狂禅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薮。文章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禅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当这种超脱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则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视角,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经历对理学的影响——以张九成为例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理学和佛学的共同发展。尽管儒家学者始终不懈地辟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争鸣状态中,它们各自的发展循序渐进。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对理学造成的另一影响就是,一些儒家学者的著作和学说仅仅因为游学于禅僧被判为“杂学”,其思想也因此不得广为流传,其传道济世之功亦被折损。     

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学术特色

出佛入儒、出道入儒、由"治国"转向"治心"为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三个基本特色.他出佛入儒的思想轨迹,在<爱莲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出道入儒的思想轨迹,在<太极图说>中得到集中的展现.他突破了经学家讲儒学的政治哲学话语,讲出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以"孔颜之乐"为价值目标.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宋代新儒学形成中的佛教助力

纯洁队伍、恢复礼制、完善体系、确定方向,是宋代儒家复兴儒学的四大基本路径,而这四大基本路径的展开,与宋代儒家学者批判佛教密切关联着。宋代儒家学者正是在批判佛教过程中,使儒学的队伍和思想纯洁化、使儒学的礼制逐渐得到重建、使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使儒学的精神方向得到恢复。因此可以说,宋代新儒学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佛教成为新儒学复兴的特殊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