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清官戏的时代特征

元代清官戏是在元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主要受到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不同于明清以后的清官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仅就元代清官戏的时代特征,从主題、清官形象及清官断案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粗略的论述。     

论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以同题集咏创作为例

同题集咏是元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参与创作的既有汉族诗人,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北方民族诗人同题集咏创作丰赡,代表人物有马祖常、贯云石、石抹宜孙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豪纵阔达的时空感、灵动自然的动态美。这类诗歌是元代施行汉法、多元开发的时代产物,也与文人雅集的时代风尚、托诗留名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它见证了元代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论高珩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高珩是明末清初山左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有较强的功利性,认为诗歌娱心。高珩对明七子和晚明以来的诗坛论争进行了思考,提倡自然“元音”。他的《栖云阁诗》取法白居易,随性自适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歌行创作反映明清易代的巨变,有以诗存史的意义。     

论元代文学接受和研究的特点及新思路

元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并不乐观,元代诗文不被重视,元曲虽为代表,也因俗白特点而处于褒贬之间。而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被附属于其他朝代和地域进行研究,元曲的研究远盛于诗词文,元代文学思想研究总是围绕着王朝和民族差别,其内在都跟元代这一历史概念限定被过分突出有关。元代文学接受和研究中的这些问题都不离两个主题,新朝和异族,这构成了元代这一历史特色,并成为研究中的历史限定。而打破陈规,打破元代文学研究中模式化固化的先验性历史限定,从文学接受回溯至其生成,进行跨时性的研究,同时基于文本核心而非历史外围来解读元代文学本身,则是可以尝试的新思路。     

以诗证史——从一篇短文论柴德赓的治学风格

本文将柴德赓刊于《新华日报》1961年6月11日“新华副刊”上的一篇短文《天堂苏杭说的由来》,与其《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的论文进行对比分析,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论及柴德赓学术生涯中鲜明的“以诗证史”风格,认为20世纪以来,在刘师培、陈寅恪、邓之诚等大师之后,包括柴德赓在内的一批史家,也都在“以诗证史”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列朝诗集》的编纂始末及其托意微旨

钱谦益《列朝诗集》一书从编纂到刊刻,历时数十年。其间,钱谦益因党争之祸而仕途多舛,并因降清之举大受世人诟病,而此书的真正完成,是在钱谦益降清之后。通过对《列朝诗集》编纂起末的考察,不难发现钱谦益以诗存史之目的和复明赎罪之意图。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 ДХ . 1 90 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 ,是目前所见的惟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 ,对研究元代养济院制度和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件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 ,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 ,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 ,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 ,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     

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元人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思考

元代文论家从哲学高度对文学本体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形成了文学本于“理”和本于“气”两种文学本体论 ,这成为考察元代文学思潮不可回避的一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元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也深化了对一些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在元代 ,文学“气”本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且形成了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略论北宋前期循吏的积极作用及其原由

北宋前期的循吏,大多政绩出色,在发展农业、稳定治安、防灾赈灾、改善风俗、出使邻邦诸多方面颇有作为,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究其原因,除了统治者的提倡与选拔,也与士大夫自身的修养有关。     

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文化

在《玎玎珰珰盆儿鬼》这部戏里,包待制在自我介绍时的＂法正天心顺,伦清世俗淳。笔题忠孝子,剑斩不平人＂道出了一位清正廉明、执法不阿的清官的心声。元杂剧包公戏所表现的清官文化主要是借塑造包公这个清官形象反映出来的。包公这个清官形象从产生到发展,直到元代成熟定型的一系列过程,以及元杂剧包公戏作家显露出的清官思想,这些都呈现阶段性特点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元杂剧包公戏中的清官形象,是剧作家们清官思想的体现,是借古喻今,彰显社会现实的利器。其表现出的清官文化更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意义,值得我们重点探究。     

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

元代文学具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群体。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从元代开始,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如定居如皋的不花帖木儿家族（冒氏）、定居溧阳的楔氏等。蒙古别不花家族的不花帖木儿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高昌回鹘的锲氏文学家族先后出现了侯玉立、俟逊等诗文作家,为古代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元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论元初文学家郝经的文学主张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文学家,他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有系统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实用"的文论观点,强调文学创作要以实用为主。二是在文学创作中提出了"顺"的概念,主张文学创作要顺应事物本身的道理和形式而不主张"作文"。三是在作家的修养中提出了"内游"说,郝经的"内游"是从创作的本体上解决文学创作中文与道的关系。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论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兼论高启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

元末明初文学成就集中在东南地区,领袖人物是杨维桢和高启。历来评论者都把杨维桢与高启的文学创作归入新型的肯定个体意志、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学思潮。通过对二人无交往原因的探讨,发现高启其实代表了另一股完全相反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两股思潮分别开启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的复古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     

论北宋初文臣的梁陈文学观--以《文苑英华》选取陈代作品的态度为中心

陈代文学是齐梁文坛"永明体"转向"宫体"之后,文学在保持宫体余绪的同时,进而趋向近体化、拟乐府与以"赋得"为题等诗作的嬗变阶段,而北宋初所编《文苑英华》选取了陈代文学作品中精华,却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折射出赵宋统治者的文学主张。     

关于文学创作与自然的思考

时代文学与自然日益疏远,依据文学心理学和文学接受等原理,在文学创作中刻意强化自然意识,并借用现代传媒的诸多优势,在“文学参与自然”的行动中,唤起人类精神性自然的意识,恢复文学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逐步把生态意识纳入社会的基础知识体系,最终使文学或文学创作在拯救物质性自然,缓解生态危机中起到明显的作用。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认为大丞相，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同平章事分为两类，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其他则为虚衔；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