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家事审判机构专业化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家事审判专业化是家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审判机构专业化则构成家事审判专业化的核心内容。英国从2011年家事司法审查以来,开始实行家事审判改革,设立了独立家事法院,取代了复杂的家事法庭结构,实现了审判机构专业化的进一步推进。独立家事法院在实践中运行良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效果。推动审判机构专业化是各国(地区)家事司法发展的普遍选择,反映了家事司法系统的组织结构优化规律。在家事案件大量增加且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推进家事审判机构的专业化改革显得尤为必要。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家事审判机构改革,推进家事法庭建设,并在条件成熟时探索独立家事法院建设,加强家事法庭的文化建设及配套制度建设,应成为我国改革的重要内容。     

家事审判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路径——以大理州法院家事审判实践为例

家事审判关乎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涉及到家庭所有成员的利益,其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理应得到特别的保护。家事审判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困境主要有: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家长利益需求的矛盾、案件审理前家事调查的缺失、案件审理中子女意愿的表达困难及法院是否采纳的难题、争夺抚养权导致子女情感创伤、抚养费和探视权的执行难题等。本文结合大理州各法院侧重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真实案例,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家事审判中加强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几点建议。     

我国家事审判机构设置模式选择

与综合性的普通法院相比,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在解决家事纠纷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独立处理家事案件。从世界各国设立家事审判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家事审判机构的设置存在多种模式,且构建过程存在阶段性。我国可借鉴少年审判庭的设置经验逐步推进家事审判庭的建设,从家事审判合议庭出发逐步建立三级法院内独立建制的家事法庭。待条件成熟后,从“家事审判庭”单独模式逐步走向“少年家事庭”合一模式,并在人口密集且家事案件量较大的地区设立专门的少年家事法院处理该地区的一审家事案件。     

家事审判的困境与程序完善

当前,我国家事案件数量庞大且逐年增加,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家事裁判文书的系统梳理和具体的实证调查,发现我国家事审判的现实困境集中表现为专业化程度不足,以及具体程序的不完善、不健全,阻碍了家事审判在实践中的推进和落实.为此,完善我国的家事审判程序需要发挥调解在化解纠纷中的内在功能;构建专门的诉讼制度;确立以未成年人保护为重点的执行制度;通过多部门的综合联动,不断促使我国家事审判朝着专业化、系统化方向发展.     

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大陆地区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大陆地区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

结合实践对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人口形势的根本性变化、计划生育负效应逐渐显现、法外职能拓展过度及职能交叉与计划生育工作特色渐失、自我封闭和思想僵化、未对变化了的人口形势适时作出政策回应是导致人口计生部门被撤并的主要原因。人口计生部门多对突然降临的机构改革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思想上出现一时混乱实属必然。伴随着机构改革,人口计生工作被弱化、卫生与计生冲突不可避免。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伴随而来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消解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发改委将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新问题。     

台湾家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以“家事事件法”为中心

台湾地区为化解家事审判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历经十余年激烈论争,于2012年颁行"家事事件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综合运用诉讼和非讼法理,创新家事争议解决程序。其主要特点是:将家事事件类型化并做专门化处理;统合处理家事案件;扩大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注重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引入社工陪同、强制当事人医学检查等辅助制度;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减少家事争议处理成本。该法案的成效尚待实践检验,但其改革家事司法机制、提高家事纠纷处理效率、加强保护家庭弱者、促进家庭关系和睦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值得借鉴。     

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路径及其走向

民俗习惯作为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具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司法适用的民俗习惯必须是善良风俗,其有效运作的范围主要是诉讼调解过程。应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法律方法,从制定法中为其寻找可能的空间,重视案例指导制度对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参考作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制度瓶颈,要真正发挥民俗习惯在司法中的价值,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     

房地产税的作用、机理及改革方向、路径、要领的探讨

针对中国税制中直接税比重过低、地方税体系不成型、国民经济结构中房地产调控需要体现治本水准及收入分配需要有效抑制差距扩大这四个突出问题,房地产税的改革将产生不可忽视的正面效应,其方向应当肯定。在房地产税改革大方向下的路径选择,应注重试点突破与渐进推动;改革要领上,则应更显开明和需要给社会公众吃"定心丸"。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的发展与反思

中国在长期的改革实践当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经历了起步、发展、形成和成熟四个阶段.改革中暴露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引起人们对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的深刻反思.坚定不移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要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难题,把改革推向崭新的阶段.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城镇化的绿色路径与生态指向

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聚集,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关于城镇化的深入探究必须紧密联系工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由于分工深化和高加工度,在资源利用效率水平提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却大幅地增加了物质资源的绝对消耗量和消耗速率。因此,中国必须走绿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绿色城镇化发展既要求技术方式的改变和调整,更要求包括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在内的全面系统性变革;现阶段应该重点推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绿色升级,并尽快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这次城镇化,为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机遇。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高级纲领和目标应该是建设生态城市。绿色城镇化发展将成为最终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工程。     

新常态下合肥农业发展方向与路径探讨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合肥社会经济发展在经济结构、收入状况、人口状况、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均出现了重要阶段性变化。基于新常态背景,合肥农业发展应着眼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就路径而言,合肥农业发展需要全面认识农业的价值、功能和作用,大力增加农业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统筹协调四化关系,用制度创新激发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