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2003年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的数据,围绕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环境认知水平与环境行为参与水平较低,呈现出“知行皆不易”的特征。环境保护知识假设、环境问题严重性假设得以验证,而环境风险认知假设仅得到部分验证。具体而言,环境保护知识更丰富的城市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日常环境风险认知对私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科技环境风险认知对私域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认为环境问题越严重的城市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但全国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小于当地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的相应影响,且当地环境衰退严重性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大。进而提出多元社会主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行的环境宣传、环境教育与环境保护体验等活动,以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环境认知水平,促发更多的环境行为。     

环境风险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将环境风险感知划分为事实感知、原因感知、损失感知和反应行为感知4个维度,根据苏皖两省83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多维度环境风险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环境风险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和作用路径不同,反应行为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责任意识在环境风险感知影响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事实感知和原因感知对民众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不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损失感知对公领域亲环境行为没有直接影响,但可以通过责任意识产生间接影响;反应行为感知也可以通过责任意识对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基于此,提出应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激发环境情感、培养责任意识,引导民众践行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以构建全民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公众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互联网的调节作用

政企合谋作为弱化环境规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重要主体之一，其环境参与行为能否约束政企合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成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考虑当前环境治理过程中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在互联网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合谋行为会加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公众环境参与难以依靠自身力量约束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互联网的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不仅能够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而且能够对政企合谋行为形成监督，弱化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撑，有助于发挥公众环境参与有效性，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空气污染情境下环境风险感知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大气污染控制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除了需要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公众的行动选择也至关重要。将公众大气风险感知有效转化为亲环境行为,实现环境改善的“知行合一”,首先需明确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机制。以在校大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心理变量,结合空气质量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验证环境风险感知、自然联结、PM2.5暴露值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环境风险感知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自然联结在影响路径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影响路径具有城乡差异,即来自城市个体的大气风险感知对直接亲环境行为敏感,对自然联结变化迟钝;影响路径受到个体所暴露的PM2.5浓度的调节,即PM2.5暴露值越高,中介效应越强。上述结果明晰了环境风险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亲环境行为和推动大学生环境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环境责任感与魅力型领导对农业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以安徽省家庭农场为例

我国家庭农场经营踵事增华,但环境污染问题持续未解。破解家庭农场环境污染困境,促进组织知行合一,是加快建立农业农村生态环保行动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安徽省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厘清“环境责任感和魅力型领导”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挖掘“社会监督”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责任感和魅力型领导对家庭农场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监督在环境责任感、魅力型领导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将环境责任纳入管理体系;领导带头示范,以身作则;强化社会合力,构建监督制约网;营造家庭农场亲环境氛围四个方面的建议。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环境污染焦虑的中介作用

地方依恋指人与地方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联系,从情感驱动分析,地方依恋使人对地方拥有更强的保护态度。本研究对298位被试进行调查,探讨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并检验环境污染焦虑的中介效应,探索促进亲环境行为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情感依恋对公领域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社会联结对公领域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2)环境污染焦虑的中介作用显著,地方依恋水平越高,环境污染焦虑越低,越容易做出亲环境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地方依恋和环境污染焦虑在亲环境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提示亲环境行为促进策略应重视人与地方之间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对环境污染的高焦虑无助于促进亲环境行为。     

环境规制视角下政府路径依赖和环境行为研究

政府是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在对政府环境规制路径依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困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环境行为.建议应从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行政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机制、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构建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能力提升机制.     

论网络传播对公民环境素养的构建——以新浪网空气污染报道为例

自2013年雾霾问题引起社会关注以来,网络媒体通过雾霾等空气污染报道不断影响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分析新浪网2012-2015年的空气污染报道,可以看到网络传播在构建公民环境素养方面可发挥以下作用:大量构建议题,提升公众环境监督意识;为公众“赋权”,强化公众环境维权意识;强调环保参与性,激活并转变公众“知行”.当前的网络传播存在诸多问题,阻碍着目标的实现,如环境报道缺乏专业性、持续性;推动公众自觉环保行为力度不够;对环保法治建设宣传不足;在弱势群体环境舆论空间建设方面存在失衡等.对此,网络媒体需进一步优化自身报道,从提升自身报道策略、引导公众知行合一、维护公民环境权利、关注环境弱势群体等方面做出深入具体的改进,进而在社会绿色公共领域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